尽管总有质疑的声音，广州的公益创投正在走出一条本土化的道路。

5月上旬，在广州市第四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签约仪式上，主办方广州市民政局公布了资助名单，共有165个项目入选，资助资金总额达2240万元。

2008年前后，公益创投的理念从欧美传入中国，上海、东莞等地纷纷开始以公益创投的名义进行效仿并进行本土化改造。据学界说法，由地方政府主导“项目制”（资助项目，不直接支持组织）是当前中国公益创投的主要方式——其资金量、投放频次远超商业投资机构。

国内各市实施公益创投的玩法不一，而广州的“规矩”是，单个项目最高资助额不超过30万，而更重要的是，广州的公益创投其实是一种“部分的资助”。按照规定，入选项目需要自筹不低于项目总预算40%的配套资金。也就是说，假如某机构需要10万元运作一个公益项目，政府只出6万，剩下的4万，以及机构的其他行政管理成本，均由公益组织自行筹措。

这样的做法旨在撬动社会资本，并推动本土公益组织开拓市场。据官方数据，广州自从2014年举办首届公益创投至今，前三届累计投入政府资金5200万元，资助创投项目368个，实际撬动社会配套资金超过3300万元。

在今年的入围164个公益创投项目中，为老、助残、青少年、救助帮困类占大多数。这与国内其它地方政府主办的公益创投类似，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地方政府主办公益创投，创投资金多来自于福利彩票公益金，而福彩公益金的使用须遵循“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宗旨。

事实上，不仅是广州，大多数中国地方政府主导的公益创投，并不是一种有着金融工具性质的，资方或多或少能取得财务回报的投资模式，相反，其自诞生起就有着一个明确使命：以资助的方式构建政社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促使公益慈善行业往政府期待的方向发展。

民间组织唱主角

“草根”是广州公益界的独特风景。在当地公益创投的资助案例中 ，广州金丝带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以下简称“金丝带”）颇具代表性。这家致力于为癌症患儿和他们的家庭提供服务的草根NGO自2014年起，连续三年获得广州公益创投的资助，分别拿到15.7万、9.8万、10.3万元。

金丝带义工陪患儿玩游戏

金丝带自成立之初，并未想过依赖政府。因此，其申报公益创投的项目，都是机构的长期项目。机构总干事罗志勇说：“我们不会因为有钱拿而去做一些短期项目，而是根据使命决定要去做哪些项目，然后再找人支持。”

与金丝带类似，对不少获得资助的社会组织而言，公益创投只是他们众多筹资渠道之一。不过，显而易见，获得政府的公益创投给他们带来许多资金之外的好处。

广州市北达博雅社会工作资源中心今年拿到了5万左右的创投支持。“资金额虽不高，但为我们以后找其他筹资起到了背书的作用。”副总干事关淑凡说，“毕竟是经过专家评委挑选、得到政府认可的项目。”

广州市法泽城市与公益研究中心曾获得广州公益创投顶格30万的资助，理事长吴治平发现，各区街道听说他们是政府资助的项目，都抢着要她到自己的辖区选点。“一个公益组织想直接到本地社区开展服务，要说服街道居委会支持相对困难。但拿到政府资助的项目，相当于有了通行证。”吴治平说。

连续数年的公益创投让一批本土社会组织有了显著的成长。以金丝带为例，这家由患儿家长发起，在成立多年后依然受困于资金问题的民间公益机构，在连续三年获得创投资金的支持后，今年已有了“单飞”的能力。

2017年的创投资助名单里，“老熟人”金丝带不再榜上有名。今年年初，已初具品牌的金丝带在淘宝网上线了公益宝贝的筹款计划，在半年时间里成功筹得了150多万元。罗志勇说：“今年的资金已经够用了，所以没有再参加创投。”

金丝带这样的机构在广州不是个案，他们小而独立，乐于与政府合作，却不依赖政府，他们有的在广州公益创投的计划之中，有的在其视野范围之外，往往自主地开展公益活动，将政府视为其中一个资助方。

在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何兰萍看来，比之国内其它城市，广州的社会组织成熟度较高，城市公益氛围较好，公益创投采取“60%政府资助+40%组织自筹”的方式是一种本土化的选择。

公益创投的“广州模式”

坊间常拿“政府购买服务”与“公益创投”做对比，有媒体认为，广州公益创投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升级版”。

对此，广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王福军有不同意见。他说，政府购买服务，主动权在政府，政府定需求，然后找社会组织承接服务；而公益创投是反过来的，社会组织设计服务项目，政府认可则为其提供资助。“一个是政府主动，一个是社会主动。”

媒体的质疑有其弦外之音，当人们在讨论公益创投与政府购买的异同，实际上是在讨论这种模式背后的政社关系。

2012年，十八大报告中在论及“社会建设”时，有这样一段话：“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自此，“政社分开”的概念一直作为一个形而上的方向，指导着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诚然也是一种先进的治理工具，在购买关系背后，政府是甲方，被购买的社会组织更多是乙方，双方是一种老板与伙计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政社分开”的政策背景下，在人们越来越对民间公益组织寄予厚望的今日，媒体更期待见到政社之间“伙伴关系”的出现。

广州公益创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索新路。

2014年，首届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举办。这个由官方主导的平台跳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单一思维，开始探索政社之间“共创共投”的新模式——民政部门从一线退出，转为投入资金等支持，扶持广州社会组织，让其走到台前，面向公众，独立成长。

事实上，对比国内许多兄弟城市，广州公益创投对民间组织的资金支持略显“苛刻”。自筹资金的比例不低于项目总预算40%，且不包括机构的行政经费，这对于许多羸弱的公益组织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对此，王福军表示，没有采用全额资助，正是跟“公益创投”的理念有关，“政府只提供启动基金，还有一部分要由创投主体去争取。”王福军认为，社会组织必须学会向社会要资源，形成自己的造血能力。

如果是一个本来就决意立足民间，向社会筹资开展公益项目的社会组织，广州公益创投60%的项目资助是一个很大的补益；但对于希望依靠政府资金解决生存发展问题的新生社会服务机构来说，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广州方面对其选择的方向深具信心。自2015年起，其资助的总金额从1500万、1850万，一直提升至2017年的2240万元。

与此同时，主办方希望将广州公益创投的影响力扩大至全国。他们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全国性公益组织，推出了“联合劝募平台”。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丁亚冬表示，公益创投联合劝募平台在往届公益创投活动中共筹集善款超283万元，为各创投主体提供了募集资金、筹措资源的新阵地。

在王福军看来，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还是以熟人圈子为主，而线上平台能够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公共关系，让社会组织的造血能力得到质的提升。

借助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力量，推动地方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周如南将这个模式总结为“1+ 1+ 1> 3”，即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来打造公益创投的“广州模式”。

政社之间，不是伙计是伙伴

关于广州公益创投的模式，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李健有一段很有趣的论述：

“很多时候社会组织经常抱怨，政府给我那点钱，根本不够我干活，但是你要注意，政府是补贴给你，不是完全帮你买单，这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现在想抽一包烟，我让你帮我去买，这包烟10块钱，我不仅要给你10块，我可能还要给你一些跑腿费；另外一种情况是你想抽一包烟，我来补贴给你，这包烟10块钱，我可以给你10块，我也可以给你6块，因为这是你要抽的烟，不是我要抽的烟。”

按李健的说法，广州公益创投实际上是一种补贴，类似于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产业补贴的政策。政府鼓励本土的公益组织“抽自己想抽的烟”——找到社会痛点，并自主开展行动——如果这些行动刚好为政府所认可，那就给点补贴，以资鼓励。

在周如南看来，这恰恰是一种健康的政社关系：“政府有什么钱，你就做什么事，社会组织就会变成政府的小伙计，而不是更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

事实上，自2009年上海率先举办公益创投大赛以来，国内公益创投从一枝独秀到遍地开花，到现在已呈井喷式发展之势。天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何兰萍在研究国内公益创投时发现，政府主导的公益创投聚焦于弱势群体的能力提升服务，侧重于补缺型和顺民组织。”

在何兰萍看来，各地的官办公益创投大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投。“从起源上说，公益创投是一种金融工具，帮助解决传统社会组织资金不足和社会企业能力缺乏的问题。公益创投希望以‘投资’的理念而不是传统的捐赠方式，与公益组织或社会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而目前中国的公益创投项目，金融工具的色彩有所淡化。”

上文已提及，中国地方政府主导的公益创投，并不是一种有着金融工具性质的、资方或多或少能取得财务回报的投资模式，其自诞生起就背负的使命毋庸置疑：促使公益慈善行业往政府期待的方向发展。

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为了解决特定行业问题的举措。

在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王春看来，当前中国的社会社会公益氛围尚未成风，公益土壤还不成熟，政府主导的公益创投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困境：比如资方主体对社会组织支持深度略显不足，以至于受助机构形式性成长往往大于实质性成长。

尽管如此，广州公益创投的本土化尝试依然值得肯定。

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北伟说：“广州做公益创投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把营造社会气氛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广州市一百零八度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叶峰有相似的观点，在他看来，广州公益创投的最大作用在于让公益从业人员能够更有信心地去做公益。

在创新中所遇到的问题，当以更富想象力的创新解之。摸着石头过河的事情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但显然，政社之间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左右着这项事业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