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激励机制在社会创新领域不管用?试试“催化型测量”

2019-01-10 CSR

社会创新日益涉及复杂的系统,不同领域及行业的个人、网络和机构在其间相互作用。此时,想让行为和系统朝着期望的方向改变,奖励机制的设计就变得尤为困难。

研究者发现,奖励机制更适合那些具体的、不那么概念化的任务。然而,大多数的社会创新在本质上恰恰需要每个人和各机构协力攻克并不存在现成对策的新问题。

我们确定了四种机制,它们都更强调跨界的具有催化功能的创造性和协作性行动,而不是只让行动者对事先设定的进程和目标负责。我们把这种新思路叫作“催化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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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有量化才有落实”。这句俗话道出了测量的本质,它不仅是一种获取信息的手段,更是一种干预现实的方法。这种认为测量具有转化力量的信念尤其能够解释,为何政府、非政府以及私营机构每年都会耗费巨资,来开发和维护各种测量并公布其结果。

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各机构用以评估和改善内部绩效的自我监测,或者衡量一项新型社会服务的效能所做的随机对照试验,也不讨论旨在更好理解消费者行为的数据挖掘。这些都属于一个已被广泛探讨的重大领域。

我们所关注的是在更大的范围为了追踪甚至推动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而对测量的运用。比如高中毕业率,就是一个用测量来督促学校和学区恪尽职守、砥砺奋进的例子。

测量理论多半关注的是如何找到精确反映社会现实的测量项。这固然重要,但资助方、政府官员以及社会创新者也需要能够指导如何运用测量来改变社会的指南。

在某种程度上,现有的测量理论确实让我们能够窥见测量所具有的改变世界的潜力,这是通过问责型测量来实现的。我们先来回顾这种思维方式,然后提出一种新的观念,我们称之为“催化型测量”。

问责型测量
或许,最广为人知的问责型测量就是“基于绩效的问责系统”,它是把测量和奖惩联系在一起。在健康领域,举例而言,医生的奖金有时和临床服务品质挂钩。

基于绩效的问责系统背后有一个简单的变革理论,即假设不论人还是机构都是趋利(奖赏)避害(惩罚)的,他们会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因此,只要奖励的设置和系统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这种系统就能够带来绩效的改善。

但这一简单的理论有赖于对测量环境的诸多乐观假设。首先,必须要有办法向目标个人或机构发出奖励信号。当存在明确分工和等级关系(例如在资助方和受资助方之间)的时候,这是最容易的。这在市场环境中也行得通,因为官方信息会指导消费者决定从何处以及要不要购买某项产品或服务。

然而,社会创新日益涉及复杂的系统,不同领域及行业的个人、网络和机构在其间相互作用。此时,想让行为和系统朝着期望的方向改变,奖励机制的设计就变得尤为困难。

基于绩效的问责系统还假设存在一种学术性或实践性的知识,可以借以区分哪些行动是要鼓励的,哪些行动是要劝阻的。但是,某些重要方面的大规模社会创新项目,往往涉及一些证据基础十分薄弱或刚刚开始积累的领域。

最近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则显示,一部分这样的意外结果的出现,是因为奖励往往会触发心理的、社会的和组织的反作用。例如,奖励机制会触发其他心理机制。首先,这可能会削弱人们的主动性,因为把绩效设计成一种奖励体系,暗示着这项任务并不是人们乐于从事的,必须要靠奖励吸引人们参与。其次,这可能有损信任感,因为奖励机制的设计(或许在无意中)暗示着并不相信别人原本就能胜任此项工作。

研究者发现,奖励机制更适合那些具体的、不那么概念化的任务。然而,大多数的社会创新在本质上恰恰需要每个人和各机构协力攻克并不存在现成对策的新问题。

催化型测量
和奖励挂钩的问责型测量确实有效,但仅限于在某些条件下。此外,旨在推动社会变革的机构常常是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运用测量,并期待借此能够改善体系。因此,我们需要找到新思路来讨论如何用测量来确定一些非奖励性机制,这种机制应该既能让测量有助于变革,又能具备完整的社会科学证据。

我们确定了四种这样的机制:目标的设定,问题的设计,通用术语的创造,场域的变换。这四种机制都更强调跨界的具有催化功能的创造性和协作性行动,而不是只让行动者对事先设定的进程和目标负责。我们把这种新思路叫作“催化型测量”。 

目标的设定

设立和公布一个测量项,就可能引发一种心照不宣的期待,即这个测量项代表了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当该测量项是由某一知名度高、公信力大的机构所提出的时候,尤其如此。例如,许多非营利机构都定期公布筹款的总体目标和进展情况,假定只要将明确的目标公之于众,就能够促使人们捐献更多的款项。

以这种方式运用绩效测量是司空见惯的做法,但就我们所知,尚且没有任何研究显示,公布测量结果和导致行为改变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联。不过,却有证据显示,目标的设定会使在体系中工作的人们更为专注,更有动力,更能坚持,并且能激活已有的知识,从而可以帮助个人改善绩效。

在复杂任务的目标下,可以设定一些难度较低的阶段性目标(将远大目标化整为零)和学习性目标(获取实现最终目标所需的技能),这样就比较容易落实。

问题的设计

测量是一种简化,它将注意力集中在系统中的某些方面而略去其他方面。虽然测量的这种“简化”倾向可能带来负面后果,但一定程度的简化和聚焦却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类似“健康”这样的复杂体系。

换一个角度看,测量项(以及一系列的测量项)可以帮助人们解决“设计”问题。“设计”是一种心理捷径(往往和情绪化的联想相关),个人和机构都可以借此确定一个问题的哪些方面最值得关注,这些方面彼此之间有何联系,以及与这些方面相关的“利弊”权衡。

通用术语的创造

问题的设计为测量赖以促成变革的第三种机制提供了基础:为讨论创造通用术语,让个人和机构更容易看到事物或行动的共性,或至少有足够的相似之处可以进行比较。

例如在车辆事故调查领域,诸如“认知错误”“操作错误”等简明扼要的测量类别提供了通用术语,让行车的当事各方能够在每年数以万计的交通致死案件中区分出具有共性的类型,并让人们能够就稀缺资源的分配方式和方向展开明智的讨论。这样做能够促进指向共同目标的合作行动。这种合作也是在处理大规模社会性和系统性变革时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测量也可能剥离了太多的背景信息,从而在将复杂系统的组成部分简化为可对比项时过犹不及。以对学生成绩的测量为例,批评者抱怨分数不能反映学习过程的一些重要方面,还掩盖了存在于学校和社区当中的重要差异。但这样的简化也让人们看到,个别学校、社区或其他身份所遇到的问题是具有共性的,因此这些问题或许源自一个更大的系统瑕疵。这种方式能够凸显人们的共同利益,暴露问题的普遍性,并且帮助人们通过社交网络与其他社区的个体建立联系,最终会促使个人增强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

场域的变换

一个问题如何在行动者当中被设计和被讨论,对于该问题用什么方式以及在什么地方被解决可能造成影响——这就是场域。

政策意象就像是一些设计,有助于人们定义关于问题成因和出路的主导性信念,也有助于区分所谓“好”或“坏”的各种解决方式。场域则是出台关键决策的制度性“地点”,以及导致这些决策的游戏规则。

要理解场域,可以看看美国核电站管理制度的发展史。最早的核电站管理机构——原子能委员会对核电产业是友好的。而当原子能委员会的技术雇员开始传播对安全存疑的数据时,批评家便跻身关于核能安全的公众辩论当中,有效地打破了原先的政策垄断。这致使原子能委员会被核能管委会所取代,后者是一个更加重视安全的机构,并由一系列被动员的成员来参与对核能扩散的审查,由此便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意象或设计的改变支持了场域的改变,而场域的改变又支持了设计的进一步改变。

而要理解场域是如何运用测量的,可以参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法学院排行榜对法学院的影响。社会学家索德发现,通过向潜在学生和其他人群宣传这些排名,法学院内部的制度性权力之平衡发生了变化,和提升学院排名直接相关的活动获得了更多的预算,为了管理排行榜中学院的形象,法学院还改变了职务描述并设置了新的组织结构(场域)。

测量的“社会外围”的重要性
我们提出这四种机制的目标,是鼓励更加深入的讨论以优化测量项的设计和选择,尤其是在奖励机制无法施行或者并不适用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思路是正确的,那么其中暗含的最重要的提示是,测量的开发者不仅要考虑测量本身的技术特点,还需要花费同样多的时间来考虑测量将被用于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和组织语境。

在目标、因果关系、角色分工都清晰的情况下,基于绩效的问责系统不失为追踪和激励进步的一种有效途径,并能确保主要的行动者心无旁骛,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环境因素的忽视仍会导致意料之外或事与愿违的结果。

然而,在常见于慈善领域的开拓性举措中,因为更广泛的组织背景,人们往往很难确认清晰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更适合使用那些不会简化目标而是会激发讨论、吸引新的变革参与者、鼓励新的伙伴关系、促进共同探索活动的测量项。简而言之,就是要开启对话,而不是结束争论。

遗憾的是,在测量理论与实践中,测量和信息的社会制度语境,在大多数时候都沦为了边缘地带,人们往往仅关注准确性、有效性和可靠性的问题。

诚然,必须坚持把有效而可靠的标准测量规范作为一切关于绩效测量之讨论的重点——毕竟,把系统的变革建立在对现实的错误认识之上,无疑是危险的。 然而,对测量和信息的“社会外围” 的忽视可能会使测量的潜在功效大打折扣。

文章来源:公益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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