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红很好,但别捧杀韩红

2020-03-01 基金会

 
在新冠疫情中,有两个慈善组织备受关注,一是红会,二是韩红基金会。当然,此红非彼红,一个官办,一个民办;一个有财政补贴事业编制,一个得自己筹款付钱雇人,原本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但在抗疫的过程中,由于疫区红会的表现太过糟糕,而韩红不仅有炮轰官办慈善的经历,还在救援中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民意,因而形成了一种“打擂台”的观感。
 
韩红基金会受到的关注,本质上是人们对民间慈善行动的一种情感投射。在红会受到普遍质疑的情况下,人们需要一个鲜明的形象来挽救对慈善的幻灭感。这时,韩红以一个批判者的姿态出现,在红会公信力的废墟上树立起了新的形象。在某个时段里,赞美韩红,就是赞美民间慈善行动,赞美民间慈善行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赞美韩红。
 
有人看不惯这样的赞美,也不愿意看到公众在批判红会的背景下捧起韩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试图证明:即便红会不怎么样,韩红基金会也好不到哪里去。
 
2月13日,网友“司马3忌”向北京市民政局实名公开举报韩红基金会存在违法行为,并罗列了不少“证据”,舆论一时哗然。
 
2月20日,北京民政局对举报作出回应,称“韩红基金会自成立以来,总体上运作比较规范”,“但也发现部分投资事项公开不及时,在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前有公开募捐行为”,要求韩红基金会“限期改正”。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大问题没有,小问题是有的。这一回应也被坊间解读为“官方挺韩红”。
 
但我们也应当看到,韩红基金会并不完美,把韩红捧上神坛是危险的。事实上,不独是韩红,我们也不应该把任何民间公益人士捧上神坛。韩红基金会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展现了民间公益本来应有的样子:善良、热血、说干就干、人人可公益。民间公益不需要完美,需要的是参与的凡人。也正因为不完美,民间公益才能及时修正,不断迭代,以适配复杂社会的多元需求。
 
下文旨在分析韩红基金会的基本模式,特点及其争议。
 
 

01 基本模式:韩红朋友圈组团

不少人以为韩红是一个公益新人,其实正好相反,要是论资排辈,许多资深公益人都得称呼韩红一句“老师”。韩红最早的大型公益行动可追溯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那时,韩红爱心团队为灾区募集并捐赠了约330万元的善款与大量物资。
 
2008年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现代公益元年,当年在汶川地震与北京奥运两大历史性事件的刺激下,中国民众的公益活力与志愿热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到企业家群体的行动者从四面八方涌入,各式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现所谓现代公益慈善的“涌现”现象。
 
韩红基金会是那个“涌现时代”的遗产。汶川地震之后,韩红组织多名志愿者成立“韩红爱心行动”的自组织,并在随后数年参与了包括2010年玉树地震在内的多场救援活动,至2012年5月,大概是为长久计,“韩红爱心行动”升级为“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成立(所以司马3忌举报得找北京民政)。
 
要理解韩红参与公益的方式,“志愿者组织”是一个关键词。与壹基金等职业化的公益基金会不同,韩红基金会更像是一个崇尚亲力亲为的志愿者团队。韩红开发了“百人援藏”、“百人蒙”、“百人援贵”等百人援X系列公益活动,一般采用志愿者组织的方式,大多数情况下,韩红会亲自上阵,带领一支浩浩荡荡的志愿者车队直接杀到救灾一线。众多明星志愿者的参与是韩红基金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些志愿者大多以韩红为纽带,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韩红朋友圈在组团做慈善。
▲一众明星参与百人援甘活动,从左至右为:蒋欣、金池、韩红、毛阿敏、于莎莎
我们翻阅了韩红基金会2015-2018年的年报,该基金会的活动主要有两类:一、灾害救援;二、以“白内障诊疗”为主的复明义诊。灾害救援大抵是捐钱捐物,不必多说,而白内障义诊值得留意,这是一个颇能反映志愿团队审美取向的慈善项目。
我接触过不少资深志愿者,他们在回顾自己最感动的公益体验时,往往会说起自己帮助白内障病人复明,然后看着TA拆开纱布的那一刻。实施白内障手术虽耗费不少,但见效快,效果好,能让志愿者在短时间里感受到改变的发生,故深受一部分中产志愿者的喜爱。
▲义诊现场图
综上,韩红基金会是一个在气质上颇为传统的慈善组织,他们的功能不在于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组织志愿者行动,业内术语叫“执行型基金会”。但韩红基金会与许多执行型基金会所不同的是,其有显著的名人效益,在吸纳资源与媒体宣传上呈现出更高的社会动员能力,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行善方式与许多民间志愿团体并无本质区别。
 

02 特点:热血公益

当然,韩红基金会还是很有特点的,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调。
 
韩红基金会出征,那是出了名的高调。不少一线公益人都在灾区见过韩红的连绵数十辆车的志愿车队,车队往往统一型号、统一logo标语,走在路上简直不要太拉风。这样的做法,一方面与其公益模式有关——民间基金会,低调有时候就意味着筹不到款;另一方面,也与韩红本人的个性不无关系。

▲疫情期间,有网友拍到写有“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60台救护车出现在武汉火神山医院门外

韩红对自己的“高调”并不讳言,她某种程度上把自己视为布道者,她曾在采访中说过: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宣传者,希望更多人能够看到自己所宣传的慈善事业,让更多人投入到慈善事业中来。
 
事实上,韩红基金会名气虽不小,资金规模却并不大。据其2015年的基金会年报,当年收入合计2490多万元。至2018年,这个数字不升反降,基金会收入仅为2300多万元。这样的资金规模在中国也就是中小型的基金会,举个栗子,同是主打救灾的壹基金,2018年度总收入为2.87亿元,相当于12个韩红基金会的收入。
 
真正让韩红看上去特别高调的,还是因为她语出惊人的言论:
“敢言”是韩红一大标签,这为她赢得了很高的人气。但有时候把话说得太满,在某种程度上也给自己挖了坑。比如这次,“一包方便面都可以公示”的言论惹来了司马3忌,举报者扬言要“寻找韩红的方便面”。
客观而言,韩红对某些基金会的批判固然大快人心,但“一包方便面都可以公示”说法也实在太夸张,虽然理论上能做到,但在实际操作中也没谁真的这么干,韩红基金会本身也没做到,否则也不会被勒令“限期改正”。
 
“一包方便面都可以公示”在措词上显然是欠缺考虑的,但这就是韩红。她不会字斟句酌,谨言慎行,她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这正是她的可爱之处,也正是公众追捧她的原因,因为这样很刚,很“燃”,很热血。
 
但在另一方面,这也引发了争议。
 

03 韩红基金会的争议

在此次“举报韩红基金会”的舆情中,恶意找茬的司马3忌固然令人不齿,但其罗列的证据也反映了部分问题。我们简单地梳理了一下司马3忌的举报材料,发觉他主要对信息公开不全、违规公募、年度支出违规和挪用善款等4个方面进行举报,其中关于支出违规、挪用善款等指责纯属无稽之谈,在此按下不表,但其反映韩红基金会信息公开不全、违规公募的情况则确有其事,有必要探究一番。
 

一、信息公开不全

自媒体“海蜂法务”制作的一张图清晰地说明了问题,其黑色的✔是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事项,红色的✔是韩红基金会实际披露的事项:
从这张表可以看到,韩红基金会在2015年以前缺项颇多,尤其是比较重要的年度报告、审计报告也欠奉(我们能找到的最早的基金会年报是2015年);2015年以后,披露的信息有所健全,但也有投资信息披露等缺项,司马3忌正是抓住了这一漏洞,在韩红基金会的投资理财问题上大做文章。
 

二、违规公募

要是严格执行相关法例,韩红基金会“违规公募”也是实锤。
 
韩红基金会取得公募资质的时间是2019年8月,这意味着,在此之前韩红基金会是没有公募资质的,但据其官网透露的信息,韩红早在2008年就开始组织公益活动,期间多次在官网上发起公开募捐,这些操作合情,合理,但并不合法。
 
事实上,所谓的“违规公募”是中国慈善事业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中的普遍现象。在1949年到1978年间,中国是一个由政府包揽一切的“总体性社会”,没有民营企业,也没有民间公益机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间慈善事业与民营经济一道复苏,但由于慈善事业仰赖私有财产,慈善事业发展也滞后于经济活动。
 
至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民间公益机构才算有了正式的身份,但即便是有了身份,其中绝大多数基金会也未被赋予“公开募捐”的资格,他们须与官办慈善机构进行合作,“借船出海”。但是,个别官办机构的效率有目共睹,民间公益人对此颇有微词,韩红在采访中对“某某基金会”的吐槽,就是在描述着那一段历史。
 
至2008年,公益元年的大爆发激活了人们的志愿精神,在此后数年里,民间公益机构打擦边球募捐的行为蔚然成风,直至2016年,《慈善法》出台才终结了一个野蛮生长的时代。要真追究起来,“违规公募”可算是民间公益机构的“原罪”,但这并非是公益人士的过错,皆因慈善立法与社会认知滞后于慈善事业的发展。
 
 

04 写在后面的话

 综上,韩红基金会的成长与跌宕是中国转型时期的产物,他们并不特别优秀,但做的事情很实在,也很有感染力,属于公众喜欢,政府乐见,媒体应该大力鼓励的一种类型。但我们同样也需要看到,韩红基金会更多关注个体救助、短期问题,而现阶段的中国,还需要更多不同类型的组织,去关注社会建设等中长期问题。因而,把韩红托举得太高是不合适的,这是一种捧杀,既不利于韩红基金会的发展,也容易一叶障目,不利于一个多元慈善生态的形成。

文章来源:公益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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