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派（NPI）创始人吕朝在4月22日的第四届中国信息技术公益峰会上提醒人们，数字时代的到来，对于公益慈善行业来说，是比新冠疫情更大的“生死考验”。他将疫情比喻为一只不期而遇的“黑天鹅”，而将数字时代视为一头迎面走来的“灰犀牛”，他说，大多数机构都还没有意识到数字时代的危机，更谈不上有效的应对。

吕朝预言，能抓住数字智能时代“红利”的组织将成为“幸运儿”，反之将被淘汰。

近年来，随着各大科技公司，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对公益慈善领域的重视，数字技术与公益活动呈加速发展的态势。

2019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这一年，腾讯直接将“科技向善”作为自己的使命与愿景，并计划打造全新的互联网公益模式。2019年，阿里巴巴集团也成立了“阿里巴巴经济体技术公益委员会”。

腾讯、阿里在2019年的高调宣示并非一时兴起，两家互联网巨头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公益领域已有多年。

早在2007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2015年，腾讯启动“99公益日”，至今，其捐款人次从最初的205万增长到2800万，这在某种意义上重塑了公益行业的格局；阿里也不遑多让，从淘宝的公益宝贝，到支付宝上的蚂蚁森林，再到2017年的“95公益周”，对公益活动的介入也是层层加码。

由于两家巨头企业的“锚定效应”，美团、京东等互联网公司相继提升自家企业的数字公益战略，一时之间，颇有八仙过海的盛况。公益人刘永亮敏锐地观察到：在科技公益的大舞台上的基本上都是知名的互联网平台公司，而传统的社会组织更多地站在台下看热闹。

刘永亮指出，互联网平台诚然为整个公益行业提供了更多的参与公益的使用场景，但也深刻改变了这个行业的生产关系：

“ 互联网公司跟传统企业在做公益的方式上有着巨大的不同，传统企业一般会将钱物捐给社会组织，委托社会组织来完成他们的公益行为，社会组织在不违反企业捐赠初心的前提下，有很大的自主权决定项目的运作模式。而互联网平台公司更多的是自己运营公益项目，把公益行为或者社会责任行为跟自家产品运营商业模式深度结合。”

事实上，数字技术与公益相结合的大舞台上也不止有互联网公司与社会组织的二人转，更多中小型企业，志愿者团体也在深度介入。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许多被学者贾西津称为“非组织的组织化行为”也在发生，各个专业领域的志愿者于疫情期间在数字平台上聚合，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行动。目前，这一多方力量同时涌入的局面，对传统公益机构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但考虑到传统公益机构在技术上的积弱，恐怕还是行业洗牌的挑战更为现实些。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哪些新兴的数字技术公益项目正在冒尖？2020年春出版的《中国信息技术公益发展白皮书V4.0》，由腾讯志愿者协会、腾讯大学、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组成的第四届中国信息技术公益峰会项目组发布，征集了自2018年9月至2020年4月间涌现的26个案例，其中不乏亮点。

01 疫情催化了数字技术与公益的结合，形成高机动、强效能的“共同体”

“Wuhan2020 开源社区”是一个极好的案例。这是一个因解决新冠肺炎（COVID-19）全球化疫情所诞生的一个公益性开源组织，是志愿者和程序员自发形成的共同体。该项目通过统一收集、发布各医院、酒店、工厂、物流、捐赠等信息，以便各方之间进行信息互通，调配社会资源。

截至3月初，wuhan2020共聚集了超4000多名志愿者，其中包括开发者、设计师、数据采集者、数据审核员、编辑、插画师、律师等跨界专业人士，孵化超过10个项目，包括小程序、手机APP等，服务人次超过百万。

这种所有人均可上传，也所有人均可下载的项目之所以令人兴奋，是因其像电流一样流转，无须一个“上级”指挥就在短时间内聚合起来，参与者受使命驱动，不计报酬，却又充满热情，呈现出极强的行动力，向人们呈现了一种社会动员的新方式、新思路。

“Wuhan2020 开源社区”不是孤例，聚焦社区需求的“红哨子”和“CAN计划”，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数字时代的公民精神，前者通过信息收集，让一线社工第一时间了解社区需求，后者则通过建立连接，让社区居民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并展开互助行动。

这些组织的兴起重新定义了“组织”的边界，属于一股“去中心化”的新势力。吕朝将这一现象称为“群智涌现，协同进化”，他提出，未来的公益机构应该灵活用工，把NGO的小而美变为协作群的大而美。

02 AI、VR和区块链的技术应用，升级了公益项目的效能

近年大火的AI技术逐渐被应用于民生的老大难领域。腾讯安全平台部即视团队开发了一个“AI智能养老监护系统”，由AI技术对视频数据进行检测、分析，判断是否有老人摔倒，或是有走失风险，可第一时间预警，缩短救援时间。

VR技术正在让公益的场景更有感染力。影视公司杭州自在空间（Being art space）发起了一个名为“另一个视界”的企划，用VR技术来呈现公益内容，让观看者身临其境，帮助大众更好地理解这些公益行动的目的，甚至可以实现互动。比如，他们曾发起VR老兵口述历史活动，人们佩戴上VR设备后，能够看到老兵“亲自”出现在自己面前。

03 新型公益服务平台兴起

市场上服务于公益行业的数字产品有增加的趋势，甚至有创业公司推出SAAS（软件即服务）产品服务于公益组织，如果某家传统公益机构想要拥抱IT变化，改善内部运营和实现业务创新转型，现在可选择的路径多了不少。

由北京一家网络公司研发的志愿者聚合平台“益起邦”被收录进了《白皮书》中，此前，这一平台并不如何引人注目。这一平台计划利用区块链、云计算等新技术，解决公益行业公益组织独立分散，管理方法落后，覆盖面不全以及公益志愿者找对应公益组织难，个人与组织缺乏信息共享有效沟通的问题，能取得怎样的效果还能待观察。

亦有专门针对官办慈善体系开发的软件。嘉兴一家科技公司开发了一个名为“有益云”产品（如下图示），主要依托于微信小程序，拟为慈善总会、红十字会、残联、基金会、志愿服务组织等提供专业的公益慈善信息化解决方案，“帮助政府实现公益慈善资源科学整合和高效对接”。目前数字产品的服务也可说非常细化了。

☆ 数字技术将带来平等，还是更深的鸿沟？

2020年2月，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向腾讯和阿里喊话：“技术支持很重要，我在这里也恳请一些大的网络公司，比如腾讯、阿里巴巴，能不能开发一下社区公共软件，提供给社区工作者使用，一个有益的公益软件比捐10个亿还管用。”

这催生了腾讯海纳社区电子出入证的上线。这一应用可通过线上远程办理，线下无接触核验，判断人员通行权限，记录体温，并促进全体居民申报健康信息，实现政府部门分级查看疫情数据。

数字技术让一小部分头部机构有了新一轮起飞的机会，但更多传统的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一线的服务机构很有可能赶不上趟。从理论上讲，一线公益机构刚好能与线上的流量平台形成互补，共同打造“O2O”的格局，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因公益与商业话语体系的不相匹配，双方往往不容易在理念与行动等各个层面达成一致，互联网公司会更倾向于扶植新的执行团队，而非花费力气对“老古董”进行整合提升，一方面，这固然体现了“技术决定论”的傲慢，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公益组织构建多元社会的价值被忽视的体现。

我们认为，数字技术在与公益融合的过程中，首要解决的不是效率问题，而是不平等的问题。必须要看到的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一部分组织，不能适应数字技术的发展，被甩到了数字群体之外，这不可以用粗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看待。不然，数字技术带来的将不是繁荣，而是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