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沈东曙:如何加强中国的社会创新空间?

2020-12-31 B型企业

施瓦布社会企业家基金会近期公布了2020年23名社会创新奖获得者。中国区有三人获奖,其中包括乐平公益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CEO沈东曙,他被评为“社会创新思想领袖”。获奖理由是:“他与国内外的商业、学术和社会部门的伙伴开展合作,改变并加强了中国的社会创新空间。”

▲沈东曙及香港仁人学社联合创始人兼主席谢家驹均被评为“社会创新思想领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芮心月则被评为“公共社会企业家”。

沈东曙是“公益资本论”的老熟人,他是一个连续创业者,也是一个社群的连接者,甚至有点“市场构建者”(market builder)的感觉,所谓市场构建者,即一个市场本是不存在的,但因为一些人的存在,人群开始以一种新的形式开始聚集、交流、合作,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新的产业链。

2017年,沈东曙所在的乐平公益基金会引进并出版了《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这本半学术、半新闻刊物创刊于2003年,在过去十五年里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一线社会企业家领导力的发展。目前,国际社会创新领域大部分的重要实践真知与概念,比如设计思维、集合影响力、规模化路径等议题都是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首次或总结性提出的。

乐平基金会也在过去几年间进行了一个大的战略转型。在2002-2013年间,通过综合性投资,连续了创办富平家政、富平小额信贷、千千树和富平创源等多家社会企业;至2013年左右,乐平开始转向构建东亚社会创新的知识体系和跨界社区,不仅引进了《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等知识性的产品,还引入了“集合影响力“,“混合型组织“”,“共益企业”、“SVP社会创新社群伙伴”、“解困式报道”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方法。

最能体现颁奖词中“改变并加强了中国的社会创新空间”的,莫过于一年一度的中国社会创新峰会,自2016年起,乐平公益基金会每年均与斯坦福PACS中心共同呈现“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峰会以促进跨界创新为要旨,邀请全球范围内学者、社会企业家、专业人士、青年企业家代表、商界领袖与会,共同讨论如何在中国推动本土社会创新的实践。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改为线上举行,主题很有深意:“新连接创造新动能。”他们邀请了来自全球范围内近80位嘉宾,在11月18日至20日间围绕“共益经济(利益相关者经济)、人本科技和新型领导力”三大话题进行了多个前沿议题的探讨,有超过2100人参会。

借此机会,“公益资本论”专访沈东曙,请他谈谈他如何理解“社会创新”,以及所谓的社会创新,究竟能解决什么具体问题。

 

▲沈东曙

公益资本论:社会创新是什么,与一般的社会改良思路,有什么不同?

沈东曙:社会创新是一个运动型的东西,它不断修正,不断进化、没有休止符、没有历史的终点。我们的设想并不是说问题有一天会彻底解决,而是事情总在向好,在一个底线之上不断地改善。

社会创新的一个核心价值是,撇开各种思维模式,各种形式和主义,重在行动导向,解决方案导向,重在创造力与合作精神,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建构社会发展理论。

发展是硬道理,我们需要找到一些着力点,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我们要把它抓的东西放在一些社会已经有共识的事情上,比如民生福利,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

十九大报告阐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其实是一个共识,正因为社会现在分化了,所以我们要在分化中找到底线。从十九大报告里延伸出来是两点,一是这个社会特别怕没底线,譬如突破基本良知与和平;二是每一个人操心的事情和希望的解决方法都是不一样的,比如养老、教育等等,没办法一概而论,我们应该慢慢松土,建立一个信仰。

现阶段,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趋向建立一个利益相关者共益的,又有底线的社会,并通过解决一个个问题来积累方法论,积累新共识,这是我们做社会创新的基本核心。

公益资本论:“公益”的目的也是改善社会,“社会创新”与我们平时常说的“公益”有什么不一样?

沈东曙:我们就是用“社会创新”来指代很多人心目中不清不楚的“公益”。

事实上,无论是我们还是西方的公益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呢?是charity,PHILANTHROPY,还是public good、social good?我觉得不如把所谓的公益分成两类,一类是恻隐之心,帮助人、做好事,这是一种语境;第二种语境就是演进公共理性,鼓励公共参与,丰富公共生活,提高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包容性与效率等等。这一类,我们就把它说成一种社会创新。

走向公共与天下之前,可以先把自己的周边搞好,把利益相关方搞好,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从这个角度讲,这也是乐平把促进共益经济(利益相关者经济)作为社会创新要务的理由。

 
公益资本论:谈到社会改良,我们总会寄希望于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你觉得中国的中产足够壮大了吗?
 
沈东曙:Middle class是一个身份,这个身份主要不是由财产来决定的,所以“Middle class”应该对应为中间阶层,而不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讲的是资产,中间阶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件事情,一个是受教育程度,另一个是社会参与程度。
我们每年有一千万以上青年在接受高等教育,中国的中间阶层基数已经很大,但这些中间阶级其实一直缺乏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技术的发展、中间阶层的庞大、财富的积累等导致了各种分化,大家总会思考,我们究竟该如何建设自己想要生活其中的社会,我们总要找一个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结合点。这个过程中,社会创新的思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公益资本论:中间阶层的提法,确实比中产阶级更能描述一个有共同目标的人群,但我们也看到,现阶段中间阶层的社会改良行动各自为战,圈子文化盛行,你怎么看?
 
沈东曙:在给定的社会环境下,我们能做什么,社会创新能干什么,核心其实是要共同创造一个新的规则,强调创造力与合作。实际上,社会创新的一个前提就是模糊原有的疆界意识。
市场经济和工业化设定了一套系统的框架,带来了现代性和财富的巨大增长,但也面临阶层撕裂的巨大挑战,尤其在当下更面临技术、全球化和新世代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上已经有了很多新的动能在解决这些事,例如各种新经济平台。就说美团吧,他们解决了很多人想吃外卖吃不到的问题,但也会诞生一些新的问题,譬如困在系统里的商家与骑手,这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过程。
 
公益资本论:怎么改善这些新出现的问题?
沈东曙:我们创造新的合作机制,用更生态的系统来弥补原来偏工程师思维的、比较固化的系统,这是一个基本方法。
公益资本论:我留意到,今年“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的主题是“新连接创造新动能”,乐平想创造什么样的新连接,你理解的新动能是什么?
沈东曙:一方面,我们希望真实呈现社会创新带来的功效,我们想要尽可能表现一个真实而有希望的中国和世界。同时,我们也想通过这样一个峰会,给这个社群提供一种仪式感,给有志于改变潮水方向的变革者创造一个精神家园,可以有一种社群的连接感。
 
全球化、新技术、新世代是我所能看到的社会创新的三大驱动力。社会创新其实是由各种各样的,推动公共价值实现的创新的综合。今年的峰会主要探讨这三大动力到底能够在各个方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希望这个会能成为前沿变革者的重要的思考起点,他们能在这个地方认识同道中人。我们也很注重中外交流,社会创新是需要全球学习的,同时,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理解中国也很重要,怎么让人尽量看到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国,这是我们在创造新连接的时候重点考虑的。
 
公益资本论:在你看来,什么样的连接是社会效益最大化的?乐平具体打算怎么做?
沈东曙:什么样的连接是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在我看来,目前首先就是讲好中国的创造力故事,讲好中国社会创新的故事。我们得让社会看到希望,看到大量的问题被解决,看见这些实际的问题解决者,看到他们是如何解决一个个问题的,如何在实践中创造知识,创造方法论与新思想,开启真正的理论创建之路。

乐平不仅连接这些问题解决者,还希望通过“建设性叙事”的方式,引导更多人关注他们背后的思想和逻辑,我们是一个倡导者或者说“造浪者(wave maker)”,我们希望“建设性叙事”成为风潮,让全球社会看到一个热气腾腾的中国,看到艰辛更看到希望,看到与自己的连接。

第二,我们一直在合作构建社会创新的知识系统,乐平正在全球跟各种知识网络合作,也在国内组织青年学者网络;2020年我们开始了乐平社会创新访问学者项目,鼓励创新行动者用1-2年时间积淀并尝试新的突破性创新。

第三,推动更多新经济平台关注公共理性,怎么让这些头部企业把自己的平台变得更有公共性、更关心公共参与,使他们的价值观更多元更包容,有更好的社会导向。

第四,推动不断成长的好商业机构成为中国社会向好的主要力量,所以,我们在2016年正式引入“共益企业”(B Corp、 BENIFIT CORPORATIONS),倡导并推广共益经济(利益相关者经济)。

第五,我们与各种创新主体譬如城市更新设计工作室等建立共益合作先行实验室,尝试各类创新议题,明年将开展精神健康等新议题。

公益资本论:展望一下新冠疫情后,社会创新在中国的前景?
沈东曙:新冠放大了很多现有的问题,新冠也催生了很多新图景,各种变化也似乎挺迅速。我觉得还是挺晕的,挺难有确凿的总体判断。

但有一点我比较确信:中国正步入一个强调互动,互相学习与合作的大众精英时代,互相依赖的思维特别重要。我想接下来几年如何在互赖意识下发展共益合作的制度创新一定会是重点,如果我们希望共同建设一个自己愿意生活其中的包容发展社会,那么,从细微处入手,通过共益合作的实践发展新的社会合作制度框架是非常必要的。这需要一个开放创造的生态,像一个无限的游戏,需要我们不断共同探寻、建设我们的目标。中国最近四十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说明我们的实践与学习能力都很强,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做出一些全球前沿的制度创新。

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不仅是一种判断,更是一种信仰和行动。

文章来源:共益资本论

文章链接:http://gongyizibenlun.com/2416

作  者:黎宇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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