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之女吴青: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2018-11-05 CSR

 

编者的话

吴青身上的标签,除了知名作家冰心的女儿、大学教授,还有敢言敢为的人大代表。1984年,她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此后又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在此期间,她持续为公民的需求奔走呼吁、秉笔直书。

手捧《宪法》为选民维权是吴青的一大标志。吴青说,她每逢周二接待选民,坚持了27年。记者在采访吴青时,曾见到吴青手捧《宪法》领着农家女们大声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经典章节。

在吴青的口述中,她心心念念的是一个“人”字,她说,没有现代化的“人”,是建不出来现代化的。

吴青,图片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摄影/张旭

1、用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

我想讲的是“人”,两撇的“人”。现在地球越来越小了,我不是说地球在缩小,而是因为科技的发展,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因为我们用了现代化的设备,这就是当今的世界。而世界上任何一个产品,再也不是一个国家自己纯造出来的了,永远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器材配出来的。所以,我称呼大家为世界的公民,是因为“从中国来看中国”已经不行了,必须用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

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世界,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只有《凡尔赛和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联合国人权宣言》,1948年有了《世界人权宣言》。为什么?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对犹太500多万人进行了残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的屠杀,此外,还到了太平洋的一些地方杀了很多人。但是,杀人是不行的,尤其是无辜的人,所以会有《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讲天赋人权。

不管我到哪儿,在韩国、联合国,我在很多国家都讲过,最重要的就是人,你永远站在自己的两条腿上。如果说我妈妈跟人家不一样的话,就是:从小我妈妈告诉我,我先是人,才是女人。男人,先是人,才是男人,所以都是人,人人平等。

所以,现在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了自由、民主、法治、透明的道路,那就是未来,而且要开明、开放,不是两面派。

我爸爸叫吴文藻,他没有我妈妈有名,但是我觉得他对中国的贡献,从制度上来说超过了我的妈妈。尤其是他培养的那些学生,像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瞿同祖,有的人在美国,使社会学中国化。

冰心与吴文藻

“社区”这个概念是我爸爸翻译过来的,社区是关于一个社区的经济、历史、人文、社会、全面的了解,任何一个地区,都能够了解得到,因为有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残疾人是人、孩子也是人。所以,我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应该永远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人格,这也是教育的宗旨。

我爸爸妈妈从美国回来以后,在燕京司徒雷登先生办的大学教学。司徒雷登说:我们是一家人,老师的门,永远向所有的学生开。所以,每个院系的学生英文都好。且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美国、中国等,所有老师工资都是一样的,因为他认为中国教师同样优秀。

所以,我认为,如果是一个世界公民,就应该拿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国家。

我在美国的时候,选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课,回国以后,在北外成立了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工作语言是英语。当时,不少到北京来的外国人,每周四都到我们那儿。在研究中心,我还号召大学一年级的男、女生全来,要男生也受教育。

1989年,我成为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的妇女专家,参加了很多活动。如:最早兴起的热线电话,后来谢丽华创办的《农家女》等。因为我懂外语,我就参与宣传,让他们能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此外,那时还有单身俱乐部,我们让单身的人,包括让有的单身妈妈带着孩子,参与交流,我们试着去打开她们的思路,让她们意识到还可以再成家。另外,我还参加反家暴的活动。那时的状况就是丈夫怎么打,女人也不敢离婚,离婚丢脸,可是我觉得不见得,没准还有一个春天。

在1990年夏天,我去甘肃会宁,看到了贫困。那时,我从甘肃会宁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走了四个多小时才进到一个农村。那个地方男孩子穿着补丁加补丁的棉裤,光脚。当地的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屋子都是漏的,我觉得震撼。报纸上没有,广播上听不到,电视里也没有。当时,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人,有责任来改变,要改变中国,就要改变农村;要改革中国,就得改革妇女;因为教育好了妇女,就等于是几代人受益。

2、妈妈对我的影响

我妈妈是1900年出生的,从小在烟台长大,她的爸爸谢葆璋参加过甲午海战,后来被任命为中国海军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他很特别,给朋友介绍我妈妈,他说:“这是我的女儿,也是我的儿子。”所以,我姥爷教我妈妈骑马、划船,我的妈妈没有裹脚,耳朵也没有扎眼。而且她的妈妈说:“你不仅要有家庭,也要有自己的职业。所以,妈妈受到父母的影响就是自由自在的成长。因此,我觉得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姥姥、姥爷影响了妈妈,妈妈同样又影响了我。

我爸爸妈妈是第一对中国夫妻离开了日本占领下的燕京。在我8个月大时,云南大学的校长熊庆来,请我爸爸到那儿帮他建立社会学。因此,在到了云南昆明以后,我快两岁了,邻居有一条狗,我跟我娘说:我要养狗。我娘说:你必须答应四条:人吃饭狗吃饭、人喝水狗喝水、人跟狗不一样,狗不能天天洗澡,你得给它刷毛、山上有狼,你必须记得把狗叫回家。这是一个口头契约,契约的意义是责任、承诺、担当。妈妈相信我,而且她答应我的事,都做到了,这就是责任。我觉得这个对我太重要了,影响了我一辈子。

1940年,宋美龄请我妈妈到重庆,参加后方支持前方的抗日活动,我就又跟着到了重庆。那时,我会逮鸟了,并且抓一个准一个。有一次,天快黄昏了,我拿鸟在外面玩。妈妈说:你在外面回家的时候,最想干什么?我说:我最想见娘。妈妈说:你知道吗?鸟有妈妈,它妈想它了,鸟也想它妈了。”我就放了,再也不逮任何动物了,知道动物跟人一样,这就是妈妈教我要敬畏生命。此外,那时我玩的都是男孩子玩的,我看美国电影跳伞,还爬树,但是,妈妈从来不限制我。所以,我很感谢妈妈一直给我空间。

还有一次,妈妈听我用四川话对一个孩子说话。她问:“怎么就听你说话,没听见那孩子说话?我说:“他是哑巴。”我妈妈说:“你怎么能欺负一个哑巴呀?如果你是哑巴,人家骂你,你知道妈妈会有什么感觉吗?你这样做比杀人还坏。”后来我就懂了,对生理上有缺陷的人,应该给予更多的爱和关心。因此,当我做人民代表时,给残疾人争取了很多,我告诉自己我该做的我一定做。

我上小学时,已经6岁半了。小学周边有很多国民党的将士从前线退下来,他们有的双眼失明、有的没有胳膊、有的没有腿……那时候,为帮助这些人,我参加募捐,我知道谁家有电灯,谁家有钱,谁家有自来水,就去那些人家募,最后我是募捐最多的孩子。当时,妈妈鼓励我,说:你把钱数好了,记在本上。那一件募捐的事,我就觉得那该是我的责任,那样的想法就是我两岁时的养狗事件对我的影响。

1946年11月9日,我和父母到了日本。我说:我拒绝学日文,也不跟日本孩子玩。”可是到了日本就得学日文,因为爸爸妈妈要出去,就我一个人了。为他们开车的那个司机不会说英文和中文,我就学会了日文:“一直开,右手,左手”的表达。

我妈妈到日本就找大学同学,是四个日本阿姨,每礼拜四中午是她们校友会的活动。那些阿姨们,分享战争中和战后故事。她们讲那些战争中人们反战被打死,被送进监狱和战后日本人民又经历的没有吃、没有住的艰苦岁月,他们讲的一些故事我也跟着哭。还有那些日本孩子上学都在室外。天气一冷,老师组织集体跳绳,刚暖和一点就上课。我在远处看,非常同情。尽管我说我不跟他们玩,但是人性在那儿,我也会难过。

我9岁半时,爸爸妈妈得到了一本关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的书,上面有南京大屠杀,还有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大屠杀。我看那本书特生气,就把中国小朋友组织起来,我骑自行车在第一个,后面六个男孩子跟着我,我们看见日本小孩就追、叫、吓唬人家,干了几次,我妈妈找我谈话,说:“小妹,你干嘛?这些人到中国来欺负过你们吗?”我说:“没有”。“他们的爸爸妈妈因为反战,就可能被日本军国主义打死或者送进监狱,你怎么这样做呢?”我明白了,以后再也不干这样的事了,因为孩子们有可能也是无辜的。

因此,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是非,知道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说的话要说,因为这是你的态度。所以,在关键时刻我的妈妈,她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

3、有人称我是国际叫花子

我与谢丽华在1998年创建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属于非营利和非学历性质。迄今,二十年间,已培养了18505名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冰心那句话: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我在做人民代表的时候,朱善璐很看好我,他后来是北京市教工委书记。他给过我们农家女学校280万元的支持,后来我们得了一次奖励,我说:“这次这个奖励你别给我东西,给我钱,我要这个钱盖一个楼。”于是,他给了我二十万,盖了学校唯一的两层楼。之前,我经常到国外去,用国外的钱支持农家女学校,但是由于相关法规的出台,这个钱不能用了。现在,我有一个学生叫许戈辉,她在凤凰台做过我的节目。后来就有一对福建夫妇,到如今,已经给我们1200万了。我到福建去感谢他,但是,他从来不见我。我想,这是真正的支持。

有人称我是“国际叫花子”。但是,我每次要了钱都是直接让打到学校,从来没想到要回报。因为,我觉得这是责任,爱是责任,改变是责任。所以,我想的很简单,与人合作,从来不去想兼什么职。但是我会尽可能的去发挥作用,到哪儿都宣传农校。

因此,要让我谈农校的话,我觉得那是责任。责任就是好好做。但是,最重要的是让人信你,钱一定要用好,而且越透明是越好,绝对不能藏着。

吴青在课堂上

农家女学校的培训项目里,我们刚开始是教做饭、美容美发,后来发现美容美发的少了,农村需要托儿所老师,就开始培训托儿所老师。另外,培训乡一级的女老师,我们会教她们如何做个好老师,英语如何教,如何发音等。为了让她们有更好的交流,还会让她们去参观北京市的重点学校,如:北京市第十五中学,国际学校等。

由于中国的老龄化,我们也培训一些人来照顾老年人。有的人回去后,就办老人院了,这也是满足农村的需求。再有,由于中国家庭的变化,我们也培训做月子。此外,还培训村一级的妇女干部,让她们了解每一个农村不一样的需求,调动她们的积极性,然后让她们参与进来解决问题。

农家女学员来这里,一般我都要问她们:你们谁打孩子?她们举手,我说:“这次有31个人,25个人都打孩子。”然后,我给他们念了纪伯伦的诗歌《致孩子》,给她们强调要做一个“全人”,并且告诉她们:全人有六个条件,第一要知道自己的权力和责任;第二是独立,思想、分析、判断等的独立;第三是环境保护;第四是教育,让孩子们懂得更好的去做一个人,更有爱心;第五是健康与卫生,大家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第六是反对暴力,人与人之间矛盾是很自然的,但是绝不能打、骂。只有这样,世界才会变得更加和平,才能有法治、平等和自由。我讲完了以后,她们说:“吴老师,我保证不打孩子了。

因此,到我们这儿的学员,最重要的是增加了自信,懂得了诚信和真善美的重要,她们更关心社区人的生活,更关心自己孩子的成长。

本文据作者在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知不知公益沙龙”的演讲整理而成;经作者审订。

文章来源:公益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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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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