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不能与社会革新划等号?

2019-02-25 CSR

本文作者给社会企业“泼冷水”:“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民间、市场化的替代方案,它的崛起分散并削弱了有组织的公民、政治行动和民主政府在实现系统性社会变革中的关键作用。”、“有损公民对反映其意愿和需求的公共机构和民主程序参与的积极性。”

这篇文章发表后激起了来自公益部门、社会投资者以及各国知名学者的炮轰,算得上是《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历年来发表过的最具争议的文章。

批评者称:作者对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定义不清晰;作者在讨论社会企业时忽略了全球语境,他们将社会企业的流行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绑在一起,而这在中国、意大利、英国等许多国家并不适用。

本文作者之一马歇尔·甘兹是哈佛肯尼迪学院的资深学者,在第三部门和变革理论领域备受尊敬。仔细阅读本文,不难看出其发难的对象并不是社会企业本身,而是对当今美国的商界精英们打着以“市场为导向的解决方案”的旗号,试图取代政府和传统慈善部门,接手社会改革的忧虑。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SSIR编辑部立场

全文约2900字,读完约需6分钟。

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 和社会企业家精神( social entrepreneurship,简称SEE )作为一种通过激活商业能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过去十年间在美国乃至全球呈现出爆发性增长,在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健康和教育政策等广泛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自2003年以来,基金会对这一行业的资助更是达到了16亿美元。

然而,社会企业家精神虽然致力于解决系统性社会问题,但其收效甚微,而且许多社会问题反而变得更糟了。事实上,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民间、市场化的替代方案,它的崛起分散并削弱了有组织的公民、政治行动和民主政府在实现系统性社会变革中的关键作用。

社会企业家精神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这一意识形态认为市场,而不是政府,才能产生最佳的社会和经济成果。SEE的倡导者们将社会问题视为知识问题,认为可以通过社会企业家之间的竞争驱动所形成的技术创新来解决。这些社会企业家所领导的组织可以是营利性的、非营利性的,或混合型的企业。

相反,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社会问题是一种权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需要有组织的选区采取集体政治行动,利用民主政府的力量克服对结构性社会变革的抵制。这种方法的成功范例包括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为争取废奴、公共教育、土地改革、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而斗争的社会运动。 

社会企业家精神与集体的、民主的政治活动之间泾渭分明。首先,SEE的支持者认为,“个人英雄”是推动广泛社会变革的关键。正如社会企业家的国际组织,阿育王在其宣传材料中所解释的那样,“如果说企业家能够改变商业的面貌,那么社会企业家就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他们能够抓住机会、革新体系、提出新的思路,创造改善社会的方案。” 

其次,SEE的支持者断言,最适合实现社会变革的组织形式是创业公司。这样的公司具有组织灵活性,能通过引入竞争机制为消费者提供有选择的、高效的服务。然而,社会企业争夺的不是“客户”,而是争取捐赠方或“投资方”。为此它们承诺将会满足其“最终用户”(受益者)的需求,并将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第三,SEE的推动者们力求把政府作用最小化。哈佛商学院社会企业发展中心的资助人、前高盛董事长约翰·怀特黑德明确表示:“我一直在寻找机会让非营利组织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其可以代行部分政府职能……”

我们并不是在暗示社会企业从未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社会企业处理重大社会问题的能力不足。SEE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将主要的公共政策领域事项转交给民间组织,无论其是营利还是非营利,用市场规则取代民主问责制。但在解决经济、种族和性别不平等、医疗保健、教育、刑事司法等系统性的社会问题时,这样做并没有多大意义。 

企业家资本主义依赖于企业之间争夺顾客的市场竞争,它们可以通过财务上的收益来奖励创新。SEE却没有相对应的消费者奖励系统,这意味着即使社会创业获得成功,也很少能够扩大规模。

事实上,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规模化通常需要政府参与,而这一点恰恰是社会创业者通常想要规避的。到目前为止,社会企业作为一个领域所实现的规模化并非是通过市场所取得的成功,而主要是通过建立起广泛的意识形态和资金的支持网络才得已实现。

“社会企业热”缺乏实证
尽管少有实证可以证明社会企业家精神带来了真实的社会变革,但其资金量却在激增。与公共部门组织不同,社会企业的行为并不需要获得许可或被追踪监管,也未受到严格的监管和信息披露的约束。

我们发现,许多社会企业并不像非营利组织一样,对自身的影响力进行严格的评估。社会企业所推广的影响力报告和投资标准以及社会投资回报等评估工具广受欢迎,但它们并非基于严格的研究方法。对此欧洲社会企业研究网络的一些成员组织试图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但根本问题依然存在。

在信息披露和严格评估缺失的情况下,社会创业领域发生的许多失败都未被公之于众。

即便如此,其中的一个例外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个案例是在国际上被大肆炒作的南非一家社会企业的项目, 旋转抽水木马。这一项目的支持方包括美国和英国的社会创业领域的资助者。这个项目通过让儿童在特殊的旋转木马上玩耍来抽水。但事实证明它在很多地区都很难适用,还不如现有的解决方案。该项目启动五年后,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披露,该项目的设施要么未被使用,要么已经损坏,而且这个项目抢占了其他获取水资源项目的资金。 

这类社会企业的失败案例颇具讽刺意味,因为SEE的支持者们指责政府项目缺乏问责和有效性,并以此作为取代政府部门位置的理由。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企业的模式被认为能帮助资源有限且功能失调的后殖民地时期政府,来满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组织的要求。然而,如上述例子所见,社会企业本身仍部分依赖公共资金、基金会的资助和采购合同。 

既然社会企业迄今表现不佳,为何还会如此受欢迎呢?它的崛起与过去40年来私人财富和公共权力之间戏剧性的关系转变有关。二战后出现的民主资本主义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财富的不平等只能通过公民平等的参政权来缓和。民主政府的角色不是作为少数不幸者的“安全网”,而是作为一个公共问责机构,它可以促进教育、医疗保健、研究和国防等广泛领域的共同利益。这是唯一可以利用法治来遏制私人财富权力的机制。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限制私人财富抱有敌意的精英们成功地推动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否认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作用,反而将其视为大多数问题的根源。按照这一观点,重心就不应该放在改善民主政府的运作方式上,而是应该由民间部门取而代之。

将政府作用最小化削弱了公民权力、民主政治以及利用公共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公民变成了顾客,而政治在没有支出限制的情况下成为一种营销方式。因此,把公民组织起来,要求政府部门对公共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就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其实大多数社会问题已经有了解决方案,只是欠缺让这些解决方案起作用的能力。如何消除贫困的知识是存在的,但现存利益对再分配或预分配措施的强大阻力却阻碍了这些知识的应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全球知识体系,包括如何减少不平等,教育儿童。但我们缺乏的却是如何恢复劳工权利,阻止碳排放的政治意愿。SEE未能提出这些核心政治问题,更不用说去解决这些问题了。

恢复公共的声音
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支持者们将社会问题归咎于缺乏技术知识,而不认为它们是来自权力失衡,这一思路的政治含义不容小觑。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认为,在一个经历剧烈变化的系统中,其成员为了忠于共同目标,可以在系统内用他们的声音来影响其变化的轨迹,也可以退出,去寻找另一个可以更好地满足其需求的系统。

SEE鼓励个人和集体退出公共领域,转而通过民间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创业领域拒绝运用社会的集合影响力来改革公共机构、解决根本性政治问题的创新努力。这样做会削弱公民参政的程度,而这恰恰是民主的基础。

在民主制度下,社会变革需要国家与一个强有力的公民社会之间的持续互动。然而,社会企业家精神将公民社会重新定义为创建一个平行的民间机构空间,来避免国家和公民分享其资源。而且将弱势群体作为客户或顾客,而不是公民来看待,会有损公民对反映其意愿和需求的公共机构和民主程序参与的积极性。

只有当公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领域的活动,才能实现所有公民应得的、公共利益所要求的真正改变和平等。新自由主义对民主政府的攻击创造了一个重塑美国民主的机会。为此我们要抛开类似SEE这样的干扰,与公众一起通过教育,组织和动员活动,来恢复公共声音的力量。

文章来源:公益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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