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丑闻年,反思年

2019-08-30 基金会

反思已经开始,一些探索也正在悄然进行。

2008~2017年,中国慈善的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募捐创新、人才培养、项目设计、组织发展、制度完善等方面,相较而言,对伦理建设的关注与呼吁,总体偏向个别、分散、附带或边缘。

但随着2018年几个热点事件的发生,尤其是7月下旬接连曝光的性骚扰丑闻,这种状况有望得到扭转;甚至有人提出,2018年或可界定为“中国公益慈善界的伦理建设年”。

如“冰花男孩事件”、“ 癌症女童王凤雅事件”。它们在反映弱势儿童生存与教育困境、展现转型期社会尖锐矛盾的同时,也在公众印象中留下了一幅公益慈善领域“鱼龙混杂”“ 三教九流”的图景。如果公益慈善界自身展现出来的整体形象就是边界不清、伦理模糊的,公信力便无从谈起。

同年7月下旬的Me Too性骚扰丑闻把这个问题推到一个扎所有中国公益慈善人眼的位置。丑闻曝光后,网上出现了不少诸如“ 公益圈真乱”“ 公益行业比商业领域更加肮脏”“ 公益圈被撕裂了”等留言。

从积极面看,这些丑闻的曝光前所未有地刺激了公益慈善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反思意识和伦理担当。中国公益慈善在过去10年快速发展中沉积下来的“ 江湖习气”“大佬文化”“山头文化”“男权意识”“酒桌文化”“权威崇拜”“个人膨胀”“组织内部权力监督与制约不足”“慈善伦理发展滞后”“慈善价值观模糊甚至偏移”等问题,都被提到桌面上进行叩问。尽管也存在一些杂音,例如以阴谋论来对丑闻的曝光定性等, 但总体而言,公益慈善行业在一系列性骚扰丑闻曝光后的发声和行动是聚焦而正面的, 显示出了公益慈善行业把伦理建设问题提上今后议程的基本共识与决心。

同年8月发生的“黑土麦田事件”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种基本共识和决心。从目前已知情况来看,黑土麦田确实存在内部管理混乱、价值观模糊、项目缺乏成效等问题。这被认为是又一记警钟,提醒中国公益慈善界,没有伦理建设的支撑,再亮的“ 明星”也有可能一夜黯淡,而且“ 明星”越亮,其一旦出事所带来的对公益慈善公信力的打击也越大。(节选自《2018年中国慈善事业综述——适应、反思和探索出路的一年》,《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9)》第1-2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公益资本论策划“2018中国公益慈善的争议与反思”系列专题文章,主要回顾下列问题: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对公益慈善界的影响与启示等。该组专题包括《反思“Me Too事件”》《反思“黑麦事件”》《反思“冰花男孩事件”》三篇文章,以下为节选版。

编辑:罗苑

 

01 《反思“Me Too事件”》,作者:徐会坛

 

摘要:2018年7月,公益慈善界密集曝光出性骚扰丑闻。丑闻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在一些倡导性别平等的草根公益机构、公益人和行业意见领袖的推动下,关注和争议扩大为具有一定行业属性的公共讨论和行动。这些发声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丑闻转化成一次公益慈善行业就性别平等、慈善伦理等问题进行整体审视、反思、教育与建构的契机。反思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为公益慈善行业敲响了一记在快速发展中审视与反思自我的警钟。这种审视和反思突出表现在对丑闻发生原因和症结的深层分析与讨论中。这些分析和讨论中比较具代表性的有如下三点。

(1)社会上诱发性骚扰的种种意识、机制与现实等因素在公益慈善界同样存在。例如“江湖习气”“ 山头文化”“ 男权意识”“ 酒桌文化”“ 权威崇拜”等等。但是,这些因素往往被公益慈善的道德光环所遮蔽,以至于未能及时或普遍地引起应有重视和防微杜渐。

(2)在公益慈善机构数量快速增长、 公众筹款额度明显提高、市场化探讨热情更加高涨的同时,慈善文化、慈善伦理发展滞后,导致了公益慈善价值观模糊甚至偏移,削弱了遏制丑闻发生的内在约束力量。

(3)中国NGO的发展与赋权女性、推动性别平等密切相关。近年来,社会性别议题和相关领域的NGO大都日渐边缘化,社会组织也普遍缺乏对员工的社会性别意识培训和预防与干预性骚扰的机制。长而久之,社会性别意识在公益慈善界出现了整体性的弱化,为性骚扰现象的滋生和恶化提供了土壤。

第二,对公益慈善行业客观上起到一次社会性别意识教育的作用。

第三, 推动了公益慈善行业相应的一些机制建设。其中,最直接的当数反性骚扰机制的建设。这波性骚扰丑闻也一定程度上搅动了公益慈善行业资助机制的建设。

 

02 《反思“黑麦事件”》,作者:罗苑

摘要:“ 黑麦事件”是2018年中国公益慈善行业颇具争议的热点事件。某种程度上,它因“ 劳资纠纷” 而起。从目前已知的情况看来,黑麦并不存在贪墨善款等突破底线的行为,但暴露出机构内部管理混乱,价值观模糊,项目缺乏成效等问题。对于公益慈善行业而言,该事件所掀起的关于公益机构商业化转型及公益组织公信力建设等问题的讨论和反思有着重要价值。该事件对公益行业的启发主要有如下三点:

1、公益组织进行商业化转型的问题

在一些公益观察者看来,黑麦事件折射出了公益领域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不少公益机构缺乏建立社群的耐心,却热衷于大干快上,想要利用商业资本实现“跳跃式发展”。这样的做法,短期内可能会取得很好看的业绩,从长期来看却是危如累卵,随时都有可能“出事”,一旦“出事”,不但涉事机构声名扫地,整个行业的公信力也将连带受损。

2、公益组织品牌个人化与公益组织公信力维护的问题

在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家良看来,一些公益组织发起人的个人丑闻或者争议会影响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原来大家认识一个公益项目或品牌,就是通过认识这个人。之前对他的情感和印象是100%肯定,(丑闻或争议一出来)反差非常大,大家就感觉他原来做的事情可能有问题。”

业内人士同时还在讨论,像黑土麦田这样的民非机构内部是否存在人治色彩浓厚,权力制衡不足的问题?对此,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周如南表示,有相当部分的草根公益组织中,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理事会、监事会和行政团队之间的制衡机制缺失。

3、公益组织的财务透明问题

在风波中,黑麦的财务问题屡被提及。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公益机构在财务等信息公开方面有哪些应尽的义务?学者贾西津表示,目前对基金会的制度、监管要求更严格;而民非单位内部差异非常大,法律对其信息公开的规定比较粗略,在一定程度上给这类社会组织留出了模糊地带。不过,有公益观察者强调,如果民非通过慈善组织进行了公开募捐,就需要按照公开募捐的相关规定进行财务等信息公开。

 

03 《反思“冰花男孩事件”》,作者:章伟升

摘要:2018年1月9日,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一个小学生王福满头顶冰花上学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刷屏,网友称之为“冰花男孩”。照片中反映的农村儿童生活与教育条件之恶劣,引发社会反思。但伴随着事态的进展,社会上也出现多种质疑的声音,其中,有两个质疑尤为受到关注:一是,云南青基会接收的30多万元善款,而王福满仅得500元,善款的分配伦理遭受拷问;二是“ 爱心机构”组织王福满一家北京之行,有消费苦难和炒作策划之嫌。

“冰花男孩”走红的背后,是社会各界对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困境的关切,而围绕乡村教育的争论,也有助于更多人了解到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推动政府和社会各界思考治本之策。

1月21日,王福满一家北京之行结束那天,2017年“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礼在三亚举办,探讨在中国贫困乡村进一步推动撤点并校计划,为乡村儿童建设软硬件过关的寄宿制学校。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撤点并校的方案能否解决“ 冰花男孩”们的难题?

在马云看来, 这些孩子(包括“冰花男孩”)根本就不应该走读制,而应该是寄宿制,中国必须大力推动寄宿制。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发文“怒怼”马云:“这一思路的愿望是良好的,但并没有考虑到中国乡村儿童教育的现实情况。” 俞敏洪称,完善的校车设施在现在的财政体系状况下从未推广过,寄宿学校的条件也不忍直视。

 

注:上述事件原文刊于《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9)》热点事件篇,由“公益资本论” 编写供稿。

文章原标题分别为《性骚扰丑闻引发公益慈善行业性别文化与伦理建设反思》《黑土麦田事件:“明星公益机构”遭遇信任危机》《“冰花男孩”事件背后的教育困境》。

文章来源:公益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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