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太效应”加剧! 4家机构拿走99公益日总筹款三分之一

2020-09-15 热点
 
数据显示,互联网公益的现金流正在加速向头部机构集聚,本来就强势的,愈发拉大与竞争者的差距;掉队的,快要连参与的意愿都没有了。
 
2020年的99公益日共募善款30.44亿元,但光是排名最靠前的十家机构筹款额就超过了15.34亿元,也就是说,有超过50%的善款,集中到头部十家机构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今年99公益日前4名的公益机构成了“巨头”,他们与其他机构拉开了惊人的差距——重庆市慈善总会、儿慈会、河南省慈善总会和陕西省慈善协会4家机构合计筹到11.23亿元,占总筹款额的37%;4家机构赢得腾讯公益1.48亿的配捐,占到总配捐额(2.99亿+8000万非限)的39%。 
【2020年99公益日·筹款TOP10机构基本数据一览】
本文关于2020年99公益日的数据统计均截止到9月9日晚23:00,其时,腾讯的配捐仍未结束,各机构最终筹款数据或高于上表;数据提供:易善数据&方德瑞信
事实上,历年99公益日头部机构的资源集中度都很高,早在2018年,TOP10的筹款额就达到了总筹款额的43.8%,在2019年,这个比例约为43%。但在今年,整个数字超过了50%。更夸张的是,4家机构拿走99公益日超过三分之一筹款,这种现象之前是没出现过的。
 
【2020年99公益日·筹款TOP10机构】
数据提供:易善数据&方德瑞信
【2019年99公益日·筹款TOP10机构】
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未披露2019年99公益日具体筹款额,制图仅作示意用
【2018年99公益日·筹款TOP10机构】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2年里,top10筹款额的曲线相对平缓,但今年的曲线十分陡峭,前四名大大甩开了与其他机构的差距,展现出超强的筹款能力。
一个重要的背景是,99公益日近几年的总筹款额水涨船高,从2018年的14.14亿元,再到2019年的24.9亿元,再到今年的30.44亿元,每年上一个台阶,大量新增资源涌入,新增资源也以极高的比例向头部机构集聚。
 
以儿慈会为例,这家主打儿童救助项目的“中字头”民营基金会,从首届99公益日就开始霸榜,连续5年蝉联第一,直到今年才让出了榜首,这绝对不是因为儿慈会的筹款出现了什么疲软,其3.29亿的筹资额在去年的基础上暴增了80%,几乎翻番,已经很厉害了,但这都没拿到第一,完全是因为今年的重庆市慈善总会实在太过强势。
 
有多强势?重庆市慈善总会今年筹到了超过3.35亿元,其中公众捐款2.74亿元(占公众筹款总额的11.8%),有超过1167万人次的捐赠(占总捐赠人次的20%!!!),这样强大的动员能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筹了那么多钱,怎么用?
数据显示,重庆市慈善总会、河南省慈善总会和陕西省慈善协会3家机构,其99公益日筹得资金逾7成流向慈善会体系内部(包括分支机构、专项基金等),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一大笔慈善资金从“体制外”流进了“体制内”。
注:图为重庆市慈善总会、河南省慈善总会、陕西省慈善协会独立项目&子计划项目公众筹款情况(单位:万元);数据提供:易善数据&方德瑞信
慈善会系统及其分支机构又把这些钱用到什么地方呢?
答案是:“扶贫”
注:图为重庆市慈善总会、河南省慈善总会、陕西省慈善协会独立项目&子计划项目各领域捐赠情况(单位:万元);数据提供:易善数据&方德瑞信
慈善会系统的崛起与行政动员方式的应用,是近年来互联网筹款领域最重要的现象。地方慈善会不仅成了不少当地企业在捐赠时的首选,在互联网募捐市场上也愈发有号召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小额捐赠。
 
在“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各地政府近年来对慈善会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如何在本地资源有效的情况下,最大限度调动互联网慈善资源助力本地的脱贫攻坚,成为各地政府、慈善会重要的研究课题,不少地方慈善会一度俯身向民间机构取经,向他们请教如何通过互联网筹款。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机构采用的方式、方法,慈善会系统都能通过学习后采用,但慈善会系统拥有的“体制优势”,民间机构却望尘莫及。
 
我听说,有一家民间公益机构,在99公益日前受邀去给当地慈善会培训、指导,分享参加99公益日的经验。能受邀分享经验,说明这家机构在当地应该是排得上号的,但在今年99公益日里,这家机构只参加了第一天,第二、第三天就干脆放弃了,其负责人后来感慨地说了句:“行政真的有力量。”
 
这家机构的经历应该不是孤例,他们尽管更早地“触网”,但因自身动员能力的不足,在大机构掌握了规则、方法后,就毫无悬念地被PK掉了。
今年99公益日前夕,多地党政部门发起的“慈善总动员”引发民间担忧。许多地方以政府的名义召开“99公益日众筹动员部署大会”,由当地党政领导牵头组织,联动“市直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各县区主管县区长、扶贫办,退伍军人事务局”组团迎战一年一度的“99公益日”,目的,就是获得更大额度的配捐。
 
很多人吐槽99公益日规则太复杂,其实99公益日的核心逻辑是很简单的,那就是更多的钱、更高的人气,带来更多的配捐。规则看上去变幻不定,但万变不离其中——动员能力更强的机构最终胜出——至少在过去6年的99公益日里都是这样的。
 
在中国,谁是动员能力最强的组织?当然是政府。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至少从目前看来,行政动员的介入并不是互联网筹款“马太效应”加剧的唯一原因,资源向头部机构集聚的原因是复杂的,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前10、前20里也有不少民间公益机构,资源不只在向慈善会系统聚集,也向形成品牌的民间机构聚集, “官与民”的分野未必是关键,但“巨头与草根”的境况早已判若云泥。
 
是什么造就了“巨头”,巨头在成为了巨头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是不是正当的?巨头崛起对国内公益慈善生态起到了什么影响?
这些问题,我并没有完整的答案。
 

但我留意到,不少机构在99公益日中可谓不择手段,本文仅分享两个新近了解到的案例,事先声明,这两个案例未经更多的信息源印证,请读者自行判断。

 

案例一
借款套捐
有一家挺有名的大病儿童救助机构,动员患儿家长通过借钱,或将自家治病的钱在99公益日期间捐给机构,套取腾讯配捐,再通过相对“宽松”的报销方式,把一部分钱返还给家长——这种“借款套捐”的问题是,既然是借来的钱,那就得还,但捐之后,这些钱已经变成了公共的善款了,又如何还给个人呢?这很有可能涉及到财务造假。
案例二
行政逼捐
某县级政府“要求”当地一家医院在99公益日期间向当地慈善会捐款,“每位院班子成员捐款数额不低于200元,一般工作人员捐款数额不低于100元”,且特别提醒“捐款额度分多次和天数捐赠,不要一次捐够”,令人无语的是,当地还承诺“所捐善款会原数返回医院账户”——这是新时期的“行政逼捐”,比起没有互联网的时候,现在逼捐更精细,也更精准了。
 
今年99前夕,腾讯连续出具公告,先是明确反对“行政逼捐”,后又称对挪款套捐、拆单套捐、贷款套捐、机器刷单等套捐行为实现“零容忍”,只是,腾讯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违规行为,仍需观察。
 
有内部消息指出,腾讯公益在今年99公益日首日后突然修改规则,将单笔捐赠额限制在200元以下,就是因为首日出现了异常的资源集聚,近1亿的配捐在36分钟内就被瓜分殆尽。实现了单笔限额之后,情况有所好转,次日配捐时段延长到123分钟,据传有更多小机构分到了配捐。
 
但是,个别规则的调整恐怕撼动不了巨头机构业已成型的优势,一个既得利益联盟已经浮现并有加固的趋势。尽管其中大部分机构确是通过诚实经营,并以自身品牌效应赢得的行业地位,但强者太强,弱者退场的趋势依然十分不利于行业生态的良性发展。同时,有很多通过不正当手段上位的机构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他们侵占公共资源,败坏慈善风气,这将在未来很多年里影响这个行业。
99公益日,已经走过了6个年头,是时候来一次大的变革了。
 

你还了解到99公益日有哪些不良现象?你认为99公益日应作出怎样的改变?
 
欢迎有料、有话说的伙伴报名参加“公益资本论”参与组织的线上专题讨论会【在数据更深处追问99公益日】(时间:9月17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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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益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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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黎宇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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