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报道”是个坑

2020-11-23 热点
我初次入坑是在2011年,那一年,《南方都市报》刚设立了“公益周刊”,是全国第二份设立专门公益版面的报纸,第一个吃螃蟹的是《京华时报》,《京华时报》在2017年没了……但这也不重要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公益周刊究竟要报道什么,我当时只是想进南方报社当记者,公益就公益吧,不会咱学还不行吗?
 
我问我的主编龙科,我们周刊的定位和方向是什么?龙科当年整天琢磨这个事情,给了我一个很有水平的回答:以报道支持公益,用公益连接社会。
 
这句话里有三个关键词,报道、公益、社会。“报道”我是懂的,之前已经做了几年记者;“公益”是啥不懂;“社会”我本来以为我懂,后来发觉也不太懂,因为“社会新闻”这在新闻界一般指那些跳楼、车祸、骗财骗色的新闻,对,就是现在腾讯新闻天天推送的那些。可这些跟公益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向来是强政府弱商业无社会,“社会”这个东西就不在日常生活里,我当时新手上路,搞不清楚状况也很正常。但这么下去,我很快就要失业了,报社当时基本是发“计件工资”的,基本工资很低,写不出稿子,就得断粮,为了混口饭吃,我是现学现卖,有什么题写什么题。
 
一个特别尴尬的事情是,我自己基本找不到题。倒不是说我不会去找些NGO、慈善组织来采访,而是因为那些“线”早就被人占了,我去找个NGO的负责人说,啊,你们做得很好啊,我去采访一下怎么样?人家说,咦?你们报社那个谁已经来采访过了哦。
 
在报社里,踩别人的“线”是很冒犯的行为,我不得不另辟蹊径,写些同事们不写的题,比如说,“企业公益”的题。是的,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奇怪,但在当时,写企业做点什么公益项目的稿子,在报社里是不太被看得上的。那时候,南方报系还在巅峰的尾巴上,大家推崇的是《孙志刚之死》那样的舆论监督报道——痛快,解气,把报道像刀子和匕首一样,向旧制度丢过去,拥抱新观念,托举新时代,这想想就让人热血沸腾。写企业施点小恩小惠就显得有点上不了台面了,要写就写大的,轰动的,有革命气息的,比如像孙大午这样的,如果实在要写个企业公益的题,那怎么也得选个曹德旺。
 
这是当时南方报社的主流观点,不过龙科倒是一直不太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跟我说,我们要做点不一样的,但他说不太清楚所谓的“不一样”,究竟是哪些方面不一样,那时候我们也没听说过什么“解困式报道”一类的名词,但龙科的确表达出了这样的意思:我们不要老去“扒粪”,应该多关注下解决问题的人和组织。
 
从现在看回去,龙科当时的观点是很领先的,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关心解决方案,但基本局限在所谓的“第三部门”,至于政府与企业的解决方案,他不是那么关心。龙科写过两篇文章对我的报道方向有很大的影响,一篇叫《回到人》,一篇叫《在民间》。看标题就知道,他对民间社会实在是寄予厚望,我是从他的文章里,读懂“公民社会”的追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追求,为什么会有一个人群很激烈的反对一些已有东西,又很执着地拥抱一些还没出现的东西。
 
我觉得龙科的理念很好,就像一幅淡淡的水彩画,如果你能共鸣起来的话——但问题是,这一套话语体系,曲高和寡,能共鸣起来的人太少了,这对一个报道者来说,简直是一个坑,巨坑,天坑。那时社交媒体的时代还没到来,我们还可以靠审美维持一些体面,后来报社的经营形势急转直下,就不要说什么审美和体面了,被拔毛的凤凰还不如鸡,到了2014、2015年左右,流量与赚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
 
但我们既没有流量,也赚不到什么钱,所以就只能下岗了。龙科走得早些,保住了一些体面,我站最后一班岗,就差没被人扫地出门了,那是2016年。
 
我不怪报社,真的。因为公益报道是个坑嘛,领导也是被坑的。但我的确有点不甘心,辛苦琢磨了好些年公益报道,刚刚能出师,老板说不干了。当时我就想,老板不干,我们自己干,我倒想要试试看,公益报道这条路,究竟是走得通,还是走不通。
 
我做了一个叫“公益资本论”的自媒体,之所以起了这么个奇怪的名字,不是因为我想写一个公益版本的《资本论》,而是我们既要做公益报道,又想搞些特色,那会儿还没多少人把“公益”和“资本”放到一起,而我因为此前在报社里,就经常报道企业公益、基金会这些题材,现在自己开号,自然是做生不如做熟。
 
但这一折腾,发觉这又是个坑,自媒体,必须得有流量,没流量就得关门,可这公益报道,怎么拉流量呢?
 
其实拉流量的原理不复杂,按照通用的社交媒体传播理论,要拉流量,就得锁定特定的人群,他们爱看啥你写啥,某种程度上,你不是自己说话,而是帮他们说话,你帮他们说话,他们帮你转发,大家开心。但我很快发觉,在公益界这么搞不行,这个界别的人很特殊,工资虽然不高,但学历很高,而且他们喜欢给自己代言,部分人自己就想当意见领袖,很多机构都要做私域流量,那我们做报道的就糟糕了,写正面报道吧,人家嫌你夸得不够卖力,写批评报道吧,人家说你不支持公益事业,不能体会他们的苦衷。
 
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也就算了,别的报道领域也不是没有类似的情况,但公益报道最大的坑在于,无论你做的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很难搞得出流量。比如说你做正面报道,某个公益机构去到乡村建图书角,赋能留守儿童。读者看了,嗯,是个好事,但不刺激,连个“在看”都不点就飘走了。批评报道吧,也很尴尬,一般来说,公益机构总体上是在做好事,就算有些效率低下,个别人道德败坏,放到新闻界,也不是个多大的事情,除了“metoo”、红会这种特殊题材,公众大多也不怎么关心。说白了,公民社会的潮流没有真的起来,以改良社会为志向的公益事业始终是个非主流领域,倒不是说不能深耕,但社会关注度实在匮乏,需要报道者特别有定力。
 
所以我想,呆在公益界里报道公益,大概是没有前途的,得跳出公益界再反过来审视这个领域,究竟是谁,在推动社会进步、社会创新上做出了什么有成效、有意思的尝试,得少点门户之见,多点开放精神,才有机会实现龙科当年说的,“以报道支持公益,用公益连接社会”的愿景,同时,也才能拉到更多流量,让做报道的人更好的活下去。
 
这么些年下来,我觉得“解困式报道”是一个不错的思路,“解困式报道”英文叫solution journalism,直译是“有解决方案的新闻专业主义”。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源于知名公益记者大卫·伯恩斯坦(算是公益报道里最大牌的同行了)创办了倡导做“解困”型新闻的媒体人社群(So-Jo Network简称SJN)。
在欧美,不少传统媒体采纳了这种“解困”型新闻的叙事范式,尤其以一些遭遇生存困境的地方报纸最为积极。2014年,普利策社论写作奖被授予《俄勒冈人》(TheOregonian)编辑部,以表彰该报社对民生问题的深度挖掘,以及对解困方案的透彻解析。2015年,“解困”型新闻报道再度获得垂青。一向寂寂无闻的南卡莱罗纳州《邮政与信使》报(ThePost and Courier)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的“公共服务奖”。
当然,即便在欧美新闻界,解困式报道也还远谈不上主流,顶多就算是一股清流。这种风潮泛起的背景,是因为欧美新闻界的揭黑报道做得太多了,读者换下口味,这跟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是因为批评报道空间太小了,所以不如研究下正面报道怎么做得更有逼格一些,扔刀子和匕首的年代过去了,但咱做报道的人还得继续不是嘛。
所以,我们组织了个网络会议,想就“解困式报道”的话题,跟媒体同行们聊一聊怎么用报道方式让公益事业变得更好:

共建公益慈善新生态——如何用报道的方式让公益变得更好?

“公益资本论”和乐平公益基金会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上办了个平行论坛,主要邀请媒体人参会,与会者多元,纸媒、电视媒体、自媒体、流媒体都有。我们计划探讨下“解困式报道”与“建设性叙事”这样的前沿议题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同时研究下公益领域与各路媒体究竟有没什么更高效的联动机会,能用报道推动公益事业变得更好。

 
时间:2020年11月25日14:00-17:00
参与方式:线上直播,腾讯会议(扫描文末二维码入群,届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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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盈,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负责人
周旭峰,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公益中国”和“责任中国”媒体人培训项目策划人
左旭光,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高级公关经理,前南方都市报记者、资深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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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公益资本论

文章链接:http://gongyizibenlun.com/2390

作  者:黎宇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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