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未去，未来已来：“爱佑系”崛起加速公益行业大洗牌

“现在行业非常不好的问题是，都在谈情怀。对不起，我认为这个行业最最需要的是去落地，去执行，去真正把你那些目标，有节奏地、有战略地、有计划地、实实在在地落地。”

▲王兵

5月下旬，在一场题为“慈善+”的跨界公益论坛上，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对中国慈善行业提出批评：

“因为科技的发展，公司已经大到没有任何边界，他已经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侵蚀了所有传统行业、其他行业的利润和收入，他会打破所有的边界，没有效率的，他都会替代。这种大的变革时代，所有行业都在飞速发展，中国的慈善行业在当中是比较缓慢的，核心问题是思想观念的解放。”

在那场论坛上，爱佑对当前的中国慈善形势的判断是：“过去未去，现在仍在，未来已来。”

2014年12月，爱佑慈善基金会的前身北京市华夏慈善基金会成立，这是自《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中国破冰解禁民间基金会之后，国内第一家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这家嗅觉灵敏基金会在并无太多新闻，公众对爱佑的认知——在长达7、8年的时间里——仅限于其年复一年地执行的“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救助”项目，看上去与一家普通的救助型公益组织没有太大不同。

爱佑的锋芒始见于2013年。当年6月，爱佑推出了以资助非营利组织为主的公益创投项目，在经过两年的试探后，于2015年6月加速投放，至2016年12月，累计资助101家的公益组织，其命名为“爱佑益+”的创投项目俨然构筑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爱佑系”。

▲“爱佑益+”创投项目发展线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是钱穆的名句，用以形容新旧时代交织在一起，人心、社情所呈现出来的浑沌局面。这句话多在行业震荡，新势力冲击旧格局，双方纠缠、撕扯，却一时无法分出胜负时被引用，尤其是多为力主革新的新兴势力所引用。

其背后有句不言而喻的潜台词：抱残守缺者必然失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大洗牌”开启

自1994年《人民日报》发文为慈善解禁之后，中国慈善行业开始复苏，此后的发展有几个标志性的节点，分别是2004年的《基金会管理条例》；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建设”；以及2016年出台的《慈善法》，当前，中国公益行业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这个阶段，各家有多种说法。在乐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沈东曙看来，公益正从“分散创新期”过渡到“市场构建期”。他把公益行业视为一个从无到有，从没有竞争到全面竞争的的市场。不独沈东曙，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中国扶贫基金会前执行会长何道峰等一众行业大佬也是这套“公益市场化”理念的忠实信徒。

所谓“公益市场化”，并不在于鼓励公益组织用商业的方式赚钱，意在强调市场在配置公益慈善资源时发挥的作用，简单来说，就是鼓励竞争，优胜劣汰。徐永光近年为推广这一理念，可谓不遗余力，甚至不惜对同行“喊打喊杀”：

“政府部门好混吗？不好混，越来越难混。商业好混吗？从来就不好混，现在好混的就剩公益行业。”

“这个行业起码要淘汰掉1/3才有希望，我最近在想，怎么淘汰，加快淘汰，因为不淘汰，不洗牌，这个行业会被落后的势力拉着，很难前进。”

在徐永光看来，中国公益界过于封闭，在科技、市场、社会的创新当中远远落后，他为之感到着急，“99%都很落后，在守着传统的一亩三分田，最后早晚会被商业的市场创新把公益这一点点地盘吞掉。”

徐永光在描述着一个新旧交替、跨界融合的行业现状，因发展时日尚短，且受传统慈善思想影响，中国官方、民间两条轨道下发展的公益组织大都缺乏危机意识，或出于职务安排，或出于道德自觉，认为无论做多做少，总归是行善，在提升效率上显得意愿不强，堪称“专业”的公益组织如凤毛麟角。

这种田园诗般的闲适环境，正在商业力量介入下飞快地消融。

如今，就连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素有“业界老好人”之名的王振耀，也感受到了这种扑面而来的危机感：“我非常同意永光说的，公益界要有警觉性，我们千万不要萎缩，现在公益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公益已经客观上产业化了。”

事实上，近年来多有企业家、商人跨界参与公益，他们对“公益人士”颇有微词。“逻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在演讲中分享过他与公益机构打交道的经验：“我跟很多公益人士打交道，你会发现，他找我要钱，他比我骄傲，他的那个道德感让我觉得我出钱，他没出钱，但是我比他渺小，什么道理嘛！”

在罗振宇看来，公益行业就是一个社会分工，与商业同为平等的社会协作者，应以自身专业效能赢得社会信任，而非道德自许。“从一个商人的视角，我知道这个事干不长，所有以道德和热情为开始的事业，都不会长久。热情这个事情是天然会耗散的，但是正常的商业不会。”他据此提出了他对公益趋势的判断：公益行会将从以道德为基础，到以分工为基础；商业与公益，将从分流到合流。

在“公益市场化”思潮的影响下，一场“扶强不扶弱”的大规模资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枢纽型、资源型的公益机构纷纷走上了一条寻求与明日的公益之星强强联合的道路。这包括异军突起“爱佑益+”、包括腾讯的99公益日与最近宣布的“20亿广告资源助力公益生态”、包括壹基金的“我能实验室”、包括源自南都公益基金会的“银杏伙伴计划”，甚至包括各地民政部门轰轰烈烈地开展的“公益创投大赛”。

不同的公益组织命运迥异，进入快车道的一飞冲天；无人问津者每况愈下。

2、强者愈强

▲顾源源

2013年的上半年，顾源源还是一个大专院校的老师，同年的下半年，他萌生了一个为公益组织拍宣传片的想法，他由是创办了颗粒公益的前身——“青年导演计划”，提供其时稀缺的行业服务，在公益界崭露头角。

爱佑于2014年底开始资助颗粒公益，并协助创业初期的颗粒顺利完成了“服务产品化”的改造。

“我们标准可以标准化的东西。”顾源源在说起产品的时候信心十足，“我们流程标准化、技术标准化，剪片的剪片，上字幕的上字幕，各有分工。”

如今，颗粒公益把一个片子从用户有需求到最后片子成型，细致地分为47个部分，这其中有4个关键步骤，须总监签字才能过。颗粒的片子在公益界辨识度很高，许多人往往不需等到出字幕，就知道这是颗粒的出品 。

▲颗粒公益拍摄的“城里的月光”品牌宣传片，输出“只有你好，我们的城市才会更好”关爱外来务工人员的公益理念

顾源源说，王兵介入颗粒的理事会，并时常扮演“骂”他的角色。“我只要一说想做什么事情，他就说，顾源，我告诉你，战略家的事情就是找准一个点，就像一根针一样，要扎出血。行了，我去开会了。这就是我们沟通的方式。每次他都会让我的野心收住。”

事实上，颗粒公益“跑”得足够快，自2015年起，颗粒连续两年维持着超过200%的增长率，2014-2016年的总营业额分别为41万元、154万元、496万元，在2014年，颗粒仅能服务34家公益组织，至2016年，他们全年为119家公益组织制作视频。

爱佑将颗粒公益归为“益+伙伴”（爱佑公益创投的内部分类），截至2016年底，爱佑的“益+伙伴”有54家公益机构，基金会为每家机构提供连续3年，每年30万元的非定向捐款，选定条件有三：

1、 在某一公益领域内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2、 组织的主营业务属于需求巨大的空白领域，前期实践收到良好效果；
3、 组织的业务模式清晰，可复制。

2016年，爱佑扩展了创投项目的业务，在原有“益+伙伴”的资助模式上，增加“益+创客”，降低准入门槛，把资助目标从“组织处于高速成长期或战略升级阶段”的相对成熟组织降至“初创期、有着良好发展前景”的公益机构，资助金额虽略为降低——每年10万元，但依然是连续3年的非定向捐赠。

持续的非定向捐赠对一个公益组织的发展意义重大，这意味着机构不再是善款的搬运工，而能成为这笔善款的主人，能灵活自如地安排资金用作符合机构使命的所有事情，包括用以改善公益行业迄今为止最大的痛点——从业人员工资待遇偏低的问题。

据爱佑基金会统计，截至2016年12月，该基金资助满1年及以上的30家公益机构收入平均增长率为31.2%，平均年收入达556.7万元。

在中国慈善界，31.2%的年增长率是一个很高的速度。据《中国慈善发展报告》统计，2011—2016年，全国年度社会捐赠总额的增长率分别是-18.1%（衰退）、5.2%、7.3%、11%、14.8%与10.8%，相比之下，“爱佑系”的增速优势明显，这意味着公益行业里已有一个群体开始加速前进，成为了更具竞争力的机构。

如今，资源获取上的冷热不均成了公益行业的新常态。

截至2016年底，全国有社会组织近70万个，单在广东一省，就有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近6万个，能获得资源青睐的组织极为有限，爱佑提出要同时资助100家机构在慈善界已是绝无仅有，被称为“撒胡椒面”的各地政府公益创投，一年亦不过支持100-200个公益项目。无法得到资源注入的公益机构占绝大多数，它们不会死亡，公益行业亦没有破产清盘的惯例，但它们正日益沦为这个上升行业里的内部无产者。

3、“爱佑系”的雄心

“感觉像是从小米步枪，一下换成了激光大炮。”一位从传统慈善组织跳槽到爱佑的全职公益人如此形容他的职业体验。

爱佑有着与一般慈善组织迥异的气质，这源于其纯粹的商业基因——这家基金会从组建第一天开始，主要创始人和理事全都来自商界，其中大多数为“九二派”的民营企业家。20个理事席位中，来自投资界的有7人，来自互联网行业的有5人，其中包括BAT的创始人。

理事会成员：王兵、李家杰、马化腾、陈东升、曹国伟、陈晓、冯仑、郭广昌、江南春、李东生、鲁伟鼎、李彦宏、马云、沈国军、史玉柱、田溯宁、虞锋、郁亮、俞敏洪、朱新礼、耿源

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时下担任爱佑副理事长，他说：“商业基因的加入，让爱佑能够用与众不同的概念和思维去做慈善。”

2013年，王兵提出要以投资的方式改造慈善业，这在爱佑的理事会中取得了很高的共识。“从资助的方式来看，爱佑并不是单纯的给钱，而是搭平台、嫁接资源。”马化腾说，“爱佑的公益创投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一种对慈善行业的探索，探索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可持续、可复制的产业化慈善模式。”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掀起‘渔业革命’。”王兵乐见更多的社会资源倾斜于少部分优秀的公益组织，他说：“就是应该用这种方式，使落后的组织全方位提升自己的水平。”

截至2016年底，爱佑资助101家公益机构遍布北京、上海、广州、昆明、成都、西安、深圳、杭州、重庆等中心城市，其在北、上、广的投放最为密集。同时，其资助领域也十分广泛，涵盖教育、环保、行业支持、人类服务等8个大类85个细分领域，其中占比最大的类别是“人类服务”与“教育”，分别占27%与26%。

益+ 伙伴（54家）

益+创客（46家）

值得注意的是，“爱佑系”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其中绝大多数公益机构不只接受爱佑一家的资助，与许多传统基金会主要培育“嫡系部队”不同，“爱佑系”是一个开放的社群。如“益+伙伴”中的歌路营，其创办人杜爽既是原南都公益基金会“银杏伙伴计划”的资助对象，该机构也为乐平公益基金会“社会创新投资伙伴”所青睐。

不独歌路营，基金会中心网、罕见病发展中心、拜客广州等多家被爱佑所资助的机构均拥有着多样化的资金来源。“爱佑系”更像是一个站在中国公益行业日渐成熟的土壤上，经主观挑选所营造出来的，一个知趣相投，注重效率，并在各自细分领域处于领先位置的NGO社群。爱佑在其中主要起到整合、赋能、加速的作用。

王兵的假想敌在大洋彼岸。王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他的终极目标是打造“世界最大的、最有效率的慈善基金会”，并推动慈善行业与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深度结合。“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和美国相比，我们是有弯道超车机会的，我们可以用移动互联网的思维去做慈善。”

目前，美国的慈善渠道还停留在E-Mail和挂号信当中，在“指尖慈善”发展上，中国已经占得了先机。但是，就慈善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而言，中美之间依然有着巨大的差距。

王兵说，在2017年，爱佑将捐赠4个亿，并将之投放到四个方面的业务。除了赖以起家的儿童医疗和福利的项目外，其余三个均属“新慈善”的领域：公益创投（针对非营利组织）、影响力投资（针对商业机构）与智能化、大数据。

雄心勃勃的爱佑有着很远的路要走。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精英阶层对公益慈善日益增长的期待，与行业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即便是爱佑所资助的101家机构，在技术手段上也难言已与前沿科技接轨。诚如徐永光所说，当前，中国慈善行业在科技、市场、社会的创新当中远远落后。

“掀起渔业革命”，这可能是一场漫长的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