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工者，历史该记住什么？

编者注：

这是一条5年前的稿子。

在5年前，北京皮村的打工者孙恒仿佛就已预见了未来，他对记者说：“我们会跟着打工者一起流动。打工者艺术博物馆因打工者而建，它也会随着工友们一起流浪。”

原标题：《农民工博物馆，历史该铭记什么？》
2012年11月刊发于《南方都市报》
作者：黎宇琳  徐赫  邢晓雯  项男  陈大宏

农民工、打工者、外来工、劳务工……称谓在不断地改变，而他们一如既往地沉默。

这个国家的每一栋建筑，每一条马路都由他们建造，他们本应是这个国家最被尊重的群体，但现实中，他们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深受户籍制度、子女教育等问题的困扰。

所幸，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一路狂飙突进的大城市终于想起了他们：

2008年4月，深圳的劳务工博物馆对外开放；同年5月，打工者文化艺术博物馆在北京东郊皮村成立；
2011年10月，中国农民工博物馆在四川成都金堂县正式开馆；
今年9月，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在城中村建成。

在鲜花和掌声为主导的官方叙事中，不少博物馆悄悄绕过了“工友们”躲不开的梦魇，诸如冲突、伤痛甚至牺牲。如果说他们的伤痛史不便被提及，那么农民工博物馆究竟应该铭记什么？

▌颂扬农民工

毗邻黄石立交的马务村，被认为是广州典型的城中村。这里交通便捷，房租低，人口密，20余年来，一直是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点。

30年前，制衣、制鞋等一大批加工厂进驻马务村，同时为这个村子带来了第一代农民工。人们说，这里曾有过一段热火朝天的工业岁月，在上世纪90年代，为了给大量涌入的外来工提供租房，当地村民集体把低矮的民房“拔”高了3到5层。

如今，传统的工厂已经搬走，租客也换成了在市区工作的白领，在“三旧”改造的大潮中，这个谈不上辉煌的城中村原本逃不过被推倒重建的命运，但主政者一个新的想法让它以另一种方式重生。

今年9月，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在马务联和工业区内开馆，一栋4层高的旧厂房被改造成博物馆的主体建筑，门前立着一个古铜色的农民工群像，这些雕像昂首阔步，目光坚定，往前迈的步伐整齐划一。

这座农民工博物馆并不孤单，它被包裹在一个达6000多平方米的“广州城市印记公园”中，按照规划，这座主题公园将包含城中村原貌街区、农民工生活实景区、大学生创业园、当代艺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产业转型升级展示长廊，还有一些商业生活配套。

尽管在2012年的11月，上述大部分设施仍然停留在规划图里，但提前开门迎客的农民工博物馆已然吸引了不少游客。

“里面有很多好看的。”11月的一天，头发花白的梁伯站在一层的大堂里，笑眯眯地说。他家住附近，开馆至今，他已经是第5次过来了。梁伯已经退休，出于某种不愿言说的原因，他喜欢“没事的时候来这里逛逛”。

梁伯静静地看着面前是一块长达七八米的电子屏幕，幕中滚动播放着一段颂扬农民工时代功绩的宣传片，整个大堂回荡着一个慷慨激昂的声音：“他们共同拥有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称谓，农民工。这一张张笑脸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事业的推动者，他们将与中国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历史一道永载史册。”

在生活中备受冷眼的农民工在这个展馆里被视为一个值得铭记的传奇。4层的博物馆，用各种光影技术、场景布置、实物、文本，讲述了一个关于农民工历经艰辛而最后寻得美满结局的故事。

▌伤不起的农民工

工伤，这是农民工心中的梦魇，但华美的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对此着墨不多。

欧昌群是四川南充人，在2002年，她只身来到佛山南海打工，辗转到过木板厂、五金厂、汽车弹簧钢板厂担任普工，但在打工生涯的第9年，她遭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工伤。

2010年1月，欧昌群因拖欠工资问题与厂方发生口角，那几天里，她感到很不痛快，工作时“恍恍惚惚，有点心不在焉”。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早晨，当时，欧昌群一个不留神，整条右臂就被卷进了一部上个世纪留存下来的老旧机器里，她瞬间只有一个念头：“我的手没了。”

那时，欧昌群所在的汽车弹簧钢板厂没有给员工购买社保，工伤发生后，担心“出事”的老板连忙自掏腰包为欧昌群治疗。3个月后，心痛银子的老板在3月的时候就不愿再支付治疗费，频频催促欧昌群在手术成功后赶紧出院。

钢钉还打在欧昌群的手臂上，5根手指不能自如活动，她非常担心提早出院手臂不能顺利康复，因而拒绝出院。“有一段时间，老板不付钱，医院都停药了，我只能穿着病号服跑工会、跑妇联，到市政府去信访，我真的很怕自己的手会保不住。”

后来，在当地人社部门介入后，老板才不得不为她支付剩余的治疗费。但经此一劫，欧昌群不愿再回工厂里打工，她加入了一家NGO，把探访工伤、职业病工友当做了自己的新职业。欧昌群说：“我这才知道，遭遇工伤的工友有那么多，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

来自佛山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佛山市(不含顺德区)被认定为工伤者17052人，平均每天47人。

欧昌群认为，频繁出现的工伤是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直至现在，依然是许多农民工逃不过的梦魇，但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几乎没有关于工伤的展品，让她感到很失望。“我想到博物馆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但是我看不到。”

“也许很多年以后，工厂里不需要人来干这些活了，那时候的小孩子还以为农民工的历史很美好，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曾经在工厂里缺胳膊少腿。”欧昌群说。

▌大学生的质问

祥子，中山大学学生，曾自费“卧底”深圳富士康，一直关注“农民工”的话题。今年10月，祥子得知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刚刚揭牌，就好奇地去逛了一圈。

但祥子发现，博物馆所表达的、所反映的，与他心目中农民工真实的生存状态有不小的距离：“我只看到国家政策对农民工逐渐改善，以及农民工为我们这座城市所做的贡献等等的美好形象，而没有反映农民工本身遭遇的真实问题，比如农民工生活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子女的教育问题等等。”

为了促使广州这家耗资不菲的农民工博物馆能展现更多的真实，他制定了一个“三部曲”，第一步，向政府申请公开博物馆筹建思路；第二步，组织困难农民工进馆参观；第三步，公开递交整改建议书。“没错，我就是希望引起关注，让大家通过关注我，进而关注农民工博物馆，再来关注农民工生存困境。”祥子直言不讳。

在两次寄信申请公开农民工博物馆规划及征集展品的具体信息后，10月21日，祥子邀请欧昌群等8名佛山农民工到广州参观农民工博物馆，同行的还有两家纸媒的记者。

但令祥子一行错愕的是，当天农民工博物馆大门紧闭，门口上挂着牌子赫然写着：星期天闭馆。而按照原来的规定，广州农博馆的闭馆日是周一。远道而来的欧昌群很不满意，她说：“为什么要星期天闭馆呢？我们这些农民工只有星期天才休息啊！”

此后两天，媒体连续的报道让有关部门感到了压力，10月25日，广州市建委在农博馆会议室里约见祥子。当天，来了广州市建委、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广州市文广新局、白云区委、白云区政府、白云区委宣传部以及农民工博物馆7个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共10多人。

赴会的祥子特意穿上了在富士康打工时的工服，同时，他还带上了包括欧昌群在内3名受过工伤的农民工，同时还有多家媒体的记者。“我想，如果政府否认农民工苦难的事实，就让受过工伤的工友发言。”祥子在赴会时已经准备好了可能发生的争辩。

出乎祥子意料，当天会谈的气氛十分和谐。广州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主动对祥子的建议表示回应：“你说反映政策背后农民工的故事，这个建议很好，我们会考虑，而且现在也在做一部分。我们已经委托广州社科院拍了6个口述故事，你说的情况我们会慢慢完善。”

按理说，祥子收获了一个高于预期的效果，但他仍不满意，11月，他又写了一份《三问博物馆建设工作组有关负责人》和一份建议信，建议博物馆方面“从农民工的工作、生活和家庭教育三方面展现农民工真实的生活状态。”

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的许辉是祥子的朋友，他很支持祥子的行动。许辉说，博物馆本身有公众教育功能，希望祥子做的事情可以引发社会的思考。

农博馆建成之前，他曾受托搜集一些反映农民工生活的口述史。于是许辉花了四五天时间，到一个建筑工地上找了一名工友，拍了一段工友的口述史交上去，但最后不知何故没被采用。后来他到农博馆参观时看到，馆里播放的几段口述史很明显是摆拍的。

“广州农博馆展出的信息给我一种‘农民工很伟大’的感觉，但你去问一个农民工，你觉不觉得自己很伟大，他会回答，‘伟大的话我小孩就不会上不了学。’”许辉说，“我希望博物馆不要回避这些时代的问题。”

▌“负面材料”

有一些苦难值得被铭记，比如，尘肺病。

在深圳劳务工博物馆主展厅里，静静地躺着31份尘肺病鉴定资料，这些资料上写着同一个名字：“张海超”。有人说，要问农民工职业病维权之路有多难，这些不会说话的材料能给出一个最鲜活的答案。

2009年6月，农民工张海超为了维权，以“开胸验肺”的悲壮之举证明自己患有尘肺病。其实，早在张海超“开胸验肺”前，医生便对他坦承：“凭胸片，肉眼就能看出你是尘肺。”但职业病防治所却为其作出了“肺结核”的诊断，张海超愤怒了，他最终选择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自证。

2011年4月，张海超把31份工伤鉴定资料，包括X光胸片、职业病鉴定证明、诊断书捐赠给深圳劳务工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这是因为在2008年4月开馆的劳务工博物馆被认为是中国首家“纪念劳务工群体”的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一处僻静的街角，经常有参观者问工作人员“为何将博物馆建在如此偏远的地方？”工作人员通常会指着这两栋外表普普通通的灰白色建筑物答道：“这是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厂址所在地，这里诞生了中国首批劳务工。”

尽管博物馆以记录农民工历史为己任，但在面对职业病、维权等“敏感材料”时，这家由政府主办的博物馆一度犹豫不决。在去年的“五一”劳动节，手握“开胸验肺”的珍贵资料的馆方未敢展出，负责人担心“展出负面材料，有失深圳脸面”。

伤痛史，展出，还是不展出？博物馆的主管官员很是经过一番纠结。直至2011年8月，劳务工博物馆才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帮农妇熊德明讨薪的照片，与张海超开胸验肺的材料一同展出。据说，这是出于“丰富展览内容的结构，填补了史料展中缺乏劳务工维权史料的空白”的考虑。

▌为“沉默者”记录

989路公交车到达北京皮村西口时，超过半数的乘客会下车，他们大多穿着厚厚的暗色棉衣，身上沾有些斑驳油漆、木屑，还有不少的灰尘。

因政府收回土地，此地方圆10公里都是荒废的草场，还未被拆迁的皮村曾是北京郊区最大的加工、制造厂聚集地之一，大型的加工业吸引了近10万名来自全国的务工者。

大量的打工者催生了浓郁的打工文化，皮村不仅有自发组织的打工艺术团、打工子弟小学，还有一个由打工者与大学生一砖一瓦、亲手搭建的打工者艺术博物馆。孙恒是博物馆发起人之一，这位曾经的音乐老师是一位有故事的人。

10多年前，孙恒来到北京打工，做过服务员，瓦工，试过被老板拖欠工资，也曾被联防人员查暂住证。这位文艺青年把自己的打工遭遇写成歌曲，用吉他弹唱。2002年，孙恒与工友创立打工者艺术团，时常到打工者的工地、居住区举办小型演唱会。

当单曲《天下打工是一家》登上央视等媒体后，孙恒出名了。一些遭受过不公待遇的工友们会拉着孙恒的手说，帮帮我，找个电视台说说，我被拖欠工资，被老板打骂。看着工友们展示的老板拖欠工资的欠条，被收容的证明，罚款单等物品，孙恒很受触动，他说：“这些物品就像城市中被深埋的管道，它们一直存在着，却不被历史书写、记忆。”

“30年的发展，很少给工人们开口说话的机会，他们是发展中的沉默者。”孙恒于是决定建立一个“代表工人历史”的博物馆。

2007年，孙恒在皮村的一处废弃的琉璃瓦厂上着手建造他理想中的博物馆，当时，租金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对于孙恒和他的十余个工友而言，赤手建造房屋的任务还是显得过于困难。

孙恒在皮村贴出了建造打工者博物馆的告示，北京的媒体对此事跟进报道。此后一个月，数十人报名要帮忙建造博物馆。

“周边的工友听说要建造自己的博物馆都愿意出力。”孙恒说，当时一些工友路过此地，会好奇上来打听，“这修修建建要造什么啊？”一对粉刷工人夫妻令孙恒印象深刻，“他们一听说要建造工人博物馆兴奋地说，我们就是工人，我们可以出力。最后他们全程参与了博物馆的墙面粉刷工作，没有索要一分钱。”

就连高校的学生也志愿参加博物馆的建设。2007年下半年，来自北京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的40多名大学生和工友团队一起粉刷墙壁、平整地面、搭建博物架……在开馆前一个月，他们时常忙到深夜，累了就轮流在帐篷里休息。

▌展品中的工人记忆

皮村的打工者艺术博物馆有5个独立的展厅，分别命名为打工者历史、妇女、儿童、打工者NGO和专题调研展示厅。“历史”展厅的一个展柜独立存放了十几本来自广州、广西、北京等地的暂住证和罚款单。孙恒说，这些不起眼的小本本在当年令全国的外来务工者“谈证色变”。

暂住证背后是收容遣送制度。在2003年以前，城市中无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的流动人员被视为非法居留，须被收容遣送。那时，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中走动须时刻携带暂住证，否则，一旦遇到联防查证，轻则罚款，重则进派出所。

博物馆的“故事墙”上有一位广州工友的留言：“我在洗澡的时候被强行拖出来查看暂住证，在一切手续都齐全的情况下还被莫名罚款了200块。当时绝望极了。”2003年3月，著名的“孙志刚事件”成了终结收容制度的导火索，同年6月，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正式废止了收容制度，大城市中的外来工才告别了“被查暂住证”日子。

在“妇女”展厅中，一个展柜里存有一封信件和两双拖鞋，3页发白的信纸上写着“我和家人一起编织的拖鞋，赠与打工者博物馆”末尾署名“田玉”。

田玉，前富士康员工，2010年3月17日，她从深圳富士康百合园宿舍楼纵身跳下，制造了富士康“十三连跳”的其中一跳。田玉并没死，她被医生从死亡线拉了回来，但却不幸瘫痪。同年10月，半身不遂的田玉被公司悄悄送回了家乡，为了维持生计，她在网上开设了小店，出售自己编织的拖鞋。

皮村一位工友在看望田玉时带回来了一黄一蓝两双拖鞋，打工者博物馆将其收入馆中。孙恒认为，不少工厂的规则按照男性的标准设立，女工的权益被忽视，“不少承压能力弱于男性的女工在心理破防后走向极端。”

在“儿童”展厅中，墙面上挂着十几件打工子弟学校的校服。“很多都绝版了。”一位工作人员说，2011年上半年，北京多家打工子弟学校被政府强行关门后，打工者艺术博物馆中的五六件校服就此成为了绝版。

离开学校的时候，一些孩子把校服捐出来给博物馆。孙恒还记得，其中一个孩子说，孙叔叔，替我保管，我还会回来看的。随后，这个孩子跟着父母离开了皮村，去往他方求学。

目前，皮村已经被政府划为拆迁区，皮村的打工者，还有他们的打工者博物馆，未来命运如何，没人知道。“我们会跟着打工者一起流动。”孙恒说，打工者艺术博物馆因打工者而建，它也会随着工友们一起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