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71家到852家，中国企业用十年在补这堂课

近年来，伴随着两个重要的社会变量——“互联网”、“个体权利”的崛起，社会和商业两者的关系正在重塑。未来十年，企业社会责任/社会目标，将逐渐成为与企业商业目标并重的经营指标之一。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曾指出，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公司治理的运动， 确立了“投资者主权”和“股东利益至上”。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更进一步的问题：为公司承担合同规定以外的风险（即所谓“剩余风险”）并有权取得“剩余收入”（即公司盈利）的，不仅是股东，还应该包括公司员工、供应商、销售商、所在社区乃至整个社会在内的利益相关者。

虽然在CSR（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落后西方国家很多年，但是中国企业，在未来的十年将逐步认识到，经营回报之上的社会目标，也是非常重要、需要纳入企业战略规划中的一环。

从发道歉信到退市 这些企业为何如此狼狈？ 

从近期几个沸沸扬扬的社会公众事件中就可一窥端倪。深陷乘客遇害事件的滴滴打车，暴露了顺风车社交产品化、司机端的灰色产业链、客服体系的混乱、安全和风控机制缺失等一系列问题。最终，滴滴领导人程维和柳青以道歉信的形式，承认了要反省公司长期以来，一切唯发展和资本的价值观，并且对外宣称不再以规模和增长作为公司发展的衡量尺度，而是以安全作为核心的考核指标，组织资源权利向安全和客服体系倾斜。这时候滴滴才发现，轻视安全保障这些社会目标，将可能让企业付出高昂的代价 。据媒体报道，滴滴的内部人士坦言，“滴滴已经是一个大型社会性平台了，它不仅仅属于管理层和股东，它更是属于社会的，经营收益要放到次要位置上。”

又比如，因为销售假货伪劣产品而遭到人人喊打的拼多多，上市短短一周，就面临着股价破发，机构做空，舆论讨伐，集体诉讼，信任危机。拼多多显然是低估了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意识的崛起，以及政府监管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决心。从表面来看，拼多多迎战的是一场声誉和公关危机，但归本溯源，如果不重审和完善商业模式和内控管理，从根本和源头做战略调整，它的公关危机和声誉风险将随时可能爆发。

至于生物医药行业因为关乎生命健康，一旦出现安全隐患问题，后果更是灾难性的。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曾经硅谷独角兽的美国血检创新公司Theranos，被爆技术不实和商业欺诈，崩塌后再无回旋余地，曾经90亿美元的估值三年不到就灰飞烟灭。不久前东窗事发的ST长生生物，因篡改生产数据，生产效价不合格的疫苗，不仅企业高管被刑拘，公司黯然退市也成为早晚之事。

这些案例都揭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战略重要性：企业不能为了追求商业利润、效率、估值和股价，而放弃社会道德底线；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目标，是企业商业战略中必须考虑的有机部分。

今天，在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和公民思潮的推动下，在互联网技术改变传统商业模式的环境中，企业与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关，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来的更加紧密。因此，企业需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社会目标，才能更好地帮助其实现商业目标。

我们看到，许多企业的愿景已经由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向实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化转变。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品牌公关的冠冕堂皇之辞。但不可否认的是，把承担社会目标提升到企业发展目标的重要地位——正在悄悄地成为了新的企业文化潮流。

一个数字可以看出这一趋势：根据第三方机构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KS）的数据，2018年，A股上市公司在披露期内共有852家企业披露2017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而在十年前，这个数字仅有371家。

尽管还有数百家A股上市公司仍未披露其CSR报告，这也不是中国证监会和法律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出具的披露信息，但从国际主流趋势和国内商业环境来看，未来的十年，甚至可能五年时间，CSR报告就非常有可能成为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的标配。

以香港为例，从2016年起，香港联交所开始要求企业披露ESG（环境、社会、管理）信息，如果企业不披露某项指标，就必须作出相关解释。

上市公司作为我国企业优秀类群体，得到了更多的政府及民众关注，理应成为保护社会利益、创造社会价值的一个典范。以经济和利润最大化的名义，而牺牲环境和消费者利益，是不可持续的商业经营策略。经营者也将逐步认识到，社会责任报告所反映的非财务信息，对吸引投资者关注的重要作用。

作为上市公司的机构投资人，尤其是世界一流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私立大学的捐赠基金、养老金等，也已经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考核指标之一。作为7-10年的长线投资者，他们最头疼的不是被投项目在某年的业绩不理想，而是触碰了道德风险的地雷，比如投资了长生生物这样的疫苗生产造假的企业，就是最大的投资风险了。 而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百度，自魏则西事件以来，至今仍未彻底根除虚假广告的问题，近日央视新闻再度曝光百度虚假医疗宣传的卷土重来，相信国际投资人是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如何做企业  听听孔子这三句话

我想起了《论语》中孔子说的三个境界：

一、修己以敬。作为企业主，好好经营企业，诚信合规，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为员工提供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也未尝不是一个层面的社会责任的体现，这可以算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初级阶段。这个层面主要满足或者说配合的是企业的经营目标，主要企业在运营着，就应当做好这些，社会目标是经营目标的附属品，或者说是企业在不经意的情况下达成的。

二、修己以安人。企业应该在良好经营的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目标的投入和成果。企业拥有清晰明确的社会目标和社会使命，并且在商业活动中一以贯之。因为长期对社会责任的孜孜不倦的投入，公司品牌本身已经能够产生社会目标的联想。

比如说，拼多多的正面教材——大洋彼岸的美国去年也出现了一家专卖便宜货的电商Brandless, 所有产品只卖3美元，所有产品无品牌，成交一笔订单后还要捐一顿饭。不到一年，就获得了软银集团2.4亿美元的C轮融资，并被评为“2017年硅谷最火的创业公司。价格低到逆天，收到货的顾客却交口称赞：优质原材、简约包装、有机环保。创始人希望Brandless可以重塑人们与商家之间的关系——直接、诚实、透明和民主。“Brandless不仅仅是建立一个社区，让人们寻找负担得起并符合他们价值观的日常用品，而且是在引导一种全新的现代消费方式。”

三、修己以安百姓。此时经营目标成了社会目标的附属品的一种境界，创造社会价值，而不是单纯的商业利润，成为了企业存续和发展的首要目标。此境界有一个特点，商业目标和社会目标往往是共生的，从用户（消费者）定位，到价值主张，都体现了为更多人带来福祉的价值主张。这类企业，在国际上被归类为社会企业，或者称为B-Corp（共益企业）。

例如，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的发展过程中，“使命”或者“解决具体问题的”的初心，而非单纯的利润，成为了公司前行的驱动力。2014年正式成立的蚂蚁金服，其名字的来源就是服务小微企业和草根消费者。阿里巴巴的社会责任观是这样阐述的：只有内生于企业商业模式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孔子的从“修己以敬” 到 “修己以安人”再到 “修己以安百姓“，说的本是君子立身的不同层次，套到企业，就是从“做好企业”到“服务社区”再到“影响社会”。

最后，我想说，社会责任也是需要经营的，社会目标与商业目标的达成一样，也是需要制定切实的战略、执行方案和KPI。当然，大多数人并不愿意，也不觉得必要，需要花费精力去理解商业活动所产生的社会福祉，以及去量化企业的社会影响力。企业家觉得“Do Something Good”, 就心满意足了。但是，总要有人来战略性地考虑这个问题，将企业的社会目标与商业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

注：本文作者是知飞影响力传播Managing Director, 前媒体人，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地区研究”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