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雅加达：冷清的亚残会与被忽视的残疾人体育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的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上，支付宝的字样出现在中国代表团的衣袖上。一方面，这是阿里系企业“商业手法，公益心态”的又一次尝试，而在另一方面，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残疾人体育的困境。

据说，直至开赛前2个月，残疾人运动员们出席开幕式的礼服仍然找不到赞助商——这是一个老问题，因残疾人体育长期缺乏关注，追逐“流量”的广告商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笔好生意。

运动员在开幕式上亮相。

亚残会确实没有什么关注度。10月6日，在雅加达亚残会的开幕式上，同是举办了亚运会的体育馆里上座率仅在20%左右，按一名中国代表团的领队的说法：“场地上运动员比观众都多。”同时，安检力度也大幅降级。据当地导游说，在亚运会正赛期间，人与票都查得很严，而亚残会的检票工作就随意多了。我们一行人入场，只查了其中一张票。

雅加达亚残会的冷清不是孤例。目前，残疾人体育在中国、乃至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发展并不顺利。为吸引更多人关注残疾人运动，2001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规定，奥运会主办城市必须兼办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在每届奥运会后，残奥会往往收视率惨淡。而同样是奥运冠军，中国残障运动员也往往无人问津。

缺乏关注，就没有商业价值。当前，中国已进入流量为王的信息时代，平等、博爱等人文价值观正在相当程度上遭遇商业逻辑的挑战。弱势人群必须努力赢得关注，但他们偏偏又比一般人更缺乏获取关注的能力，边缘群体有进一步边缘化的趋势。幸好，近年来公益逻辑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互联网经济下的马太效应。

目前，阿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正在探索形式多样的，以“资本+流量”支持弱势群体的新办法。尽管规模还不大，却带来了很多新的可能。

以支付宝此次赞助亚残会服装为例，支付宝方面不仅提供了资金，还在服装设计、后期传播上出力，整合了设计师、制造商、新闻媒体等多种社会资源“赋能”残疾人体育。这样的新型资助方式有可能在未来数年更多地出现。

但是，尽管如此，目前残疾人体育事业仍有相当大的资源缺口。来自民间社会的支持杯水车薪，残疾人体育长期依赖政府拨款，同时，退役后的就业问题也困扰着残疾运动员们。

就业是个问题

10月9日，今年28岁的谭玉娇在雅加达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摘得亚残会的举重金牌。事实上，对于谭玉娇来说，夺金不在话下。她第一把就举起了130公斤，而其他选手最高报名试举成绩才113公斤。随后的一把，谭玉娇就以140公斤的成绩打破由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谭玉娇（中）摘得亚残会的一枚举重金牌。

谭玉娇说，她除了在2012年伦敦残奥会中屈居第二，在近年的各种残疾人运动会全部夺金，其中包括2016年里约残奥会的金牌。

但当谈及退役后的就业问题，谭玉娇就不是那么有底气了。尽管她打算至少在2020年的东京残奥会后才退役，但在今年上半年，她已在留意各种招聘信息，并应聘了杭州萧山机场一份“地勤”的工作。

“我问他们，地勤需要做些什么？他们说，大概就是安检、检票之类的工作。”谭玉娇笑着自嘲地说，自己大概是第一个有这样应聘经历的残疾人运动员。她说，不少拿到成绩的运动员都在等着政府安排工作，但她不希望这样，她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一旦离开体育，我可以依靠什么来养活自己？”带着这样的思考，谭玉娇接受了杭州机场的地勤工作，但是，她说自己还没完全想清楚，以后是不是真的要到机场上班。

事实上，如谭玉娇这样的奥运冠军，其就业的选择面相对而言已是非常宽广，不少普通的残疾人运动员面临着“体制留不了，市场很陌生”的就业困境。

年近三十的轮椅篮球运动员林穗玲就对退役后的就业前景感到迷茫。中国轮椅女篮的最好成绩是世界第四名，短期内拿不到奥运金牌等“硬指标”，运动员不容易在体制内争取到一份稳定工作。

林穗玲自小患小儿麻痹症，双腿会随时间推移逐渐萎缩，小时候她还能拄拐杖走路，现在只得更多依靠轮椅。目前她参加各种轮椅篮球比赛，可以拿到国家、省、市各级的补贴，加起来有4000余元。

但是，这些补贴在退役之后就没有了，林穗玲很担心将来的就业。她希望政府、社会组织能多提供面向残疾人运动员的就业培训，她说：“我们一直在训练，与社会基本没有接触，很多运动员的文化程度也比较低，真的需要一些培训，比如电脑之类。”

举国体制的局限

一名羽毛球运动员在比赛现场。

自2004年雅典残奥会开始，中国残奥代表团在各种残疾人运动会中都是大赢家。不少外媒将中国残疾人代表团的成绩归功于“举国体制”的巨大投入，但事实上，比之健全人的体育项目投入，用于残疾人的体育资金并不充足。

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是中国残联下属的事业单位，也是我国负责组织残疾人体育活动的主要机构。据该中心一名官员的说法，目前，相关部门一年在整个残疾人体育中的投入是一个多亿。“对别人来讲可能是一到两个项目（的钱），而我们是整个残奥的所有项目、特殊奥林匹克的所有项目，群体项目、器材采购、集训，甚至包括出访，都从这一个亿里面取。”

缺乏社会关注度是残疾人体育事业的一大痛点。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竞训一部副部长高巍说：“我们想引入市场的机制，无奈咱们现在大的社会环境，毕竟不像欧洲，它的人文，它的项目运行理念，它更多的是依靠市场支撑，政府只需负责政策的引入和监督，推广残疾人体育的理念。”

高巍认为，残疾人体育事业有赖于社会人文价值观的养成，公民意识的觉醒。在这些方面，亚洲与欧洲还存在着差距。“亚洲的环境相对弱一些，包括引入了赞助商，引入了电视转播，如果没有观众，第二次人家也不愿意投了，我们得求着别人。而人家（欧洲）那边人气旺，电视台就自动过去找了。”

主管部门希望提升残疾人体育的社会关注度，但目前还没有什么好办法。何璐是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社会合作部副部长，何璐说，他们目前在残疾人体育项目推广上遇到了困难，“靠行政手段比较有限。”

目前，国内残疾人体育事业面临双重困境，一是公众对于残障人士了解甚少，以至于把伤病与残障画上等号，将残疾人体育误解为带着伤痛运动；二是残疾人本身对体育缺乏接触，在认知存在消极情绪。

在何璐看来，最困难的是改变残疾人的观念。“其实很多残疾人可以通过参与体育，从disability（失去能力）变成ability（拥有能力），但是有些残疾人，他们由于肢体、心理的原因甚至不愿意出门。”

何璐说，他们希望通过推广残疾人参与体育项目，帮助残疾人群体在机能上复健，在心理上重建自信心，并为更多残障人士在回归社会、解放家人等方面做出努力。“我们希望未来和更多互联网企业进行深入的合作，让更多的残疾人了解残疾人体育，了解体育给自己带来的身体、心理上的变化，从而更好推动这个群体与社会的融合。”

后记

残障群体需要更多的“赋能”

残疾人运动会本质上是对残障群体的一种“赋能”——这个新词近年来在互联网企业中很流行，意思是“给谁赋予某种能力和能量”，通俗来讲就是，你本身不能，但我使你能。

残疾人运动会通过竞技的方式，能在相当程度上增强残障群体的自信心，并通过展现残障人士积极、健康的一面，实现教育公众的目的：你看，残疾人也可以做出那些动作，残疾人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据统计，中国目前有超过8500万残障人士。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具备融入社会、自力更生的基础能力，需要的只是一个包容的社会环境，以及一个合适的工作机会。

谁来为他们营造环境、创造机会呢？

近年来新兴的互联网公益值得期待——并不是说其他形式的公益活动不重要，而是破解残疾人群体的困境需要一些新鲜的思路。比如，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让残疾人更多地跨越身体的障碍；比如，为残疾人提供有效的展示平台，让他们能更多地触达公众。

目前，不少互联网企业作出了各种赋能的小尝试：支付宝推出了针对视障人群的“听支付宝”功能；腾讯公益以“99公益日”等方式为弱势人群搭建募捐平台；此外，也不乏“声活”等小型创业公司为残障人士开发专属的软件产品——尽管这些互联网公司提供的解决方案仍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旨在为残障群体赋能，且有前景的新路已然被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