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社企论坛说了啥？关于社企定义的争论消失了

5月31日至6月1日，第四届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在深圳举办，这一届社企论坛最显著的变化是，人们不再讨论社会企业的定义，即怎样的机构应当被视为社会企业的问题。

在过往几届社企论坛上，关于社企定义的争论一直是论坛的主要看点，第三届于北京举行社企论坛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在“中国社会企业认证之路”的分论坛上，台上4位专家3位明确反对论坛执委会主席徐永光关于摩拜是社会企业的观点。其中有争论，有思辨，让人感到一种明显的张力。

但在今年，这种张力似乎消失了。关于社企定义的问题几乎无人讨论，即便有学者偶尔提及，也没有什么人附和。一位连续跟踪社企论坛的媒体同行说，以往，嘉宾上台时要先说明一下，我为什么是个社会企业，但在今年，这种感觉就变成了：我认为我是一个社会企业，主持人也认为我是一个社会企业，所以我毫无疑问是一个社会企业。

举个例子，北京纵情向前科技有限公司（水滴筹）今年摘得两项社企大奖，一个是“年度社会企业奖”，一个是“医疗及大健康奖”，若是在去年，估计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一个纯商业公司怎么就是社企了？如何确保其社会目标不漂移？但在今年，相关的质疑声音几乎听不到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不是业界已经达成了共识，比较大的可能是因为此前的讨论实际上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讨论不下去了。

讨论不下去的原因有二：

其一，是因为之前的讨论过于集中在概念、理论层面。有些人认为，既然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理应更多地考虑如何保证这个机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体量大，难度高，所以就别设什么条条框框了，应该让他们自由地到市场上竞争，优胜劣汰。

这个问题后来演变成了理论之争、主义之争。康晓光炮轰徐永光的“两光之争”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那之后，业界关于公益与商业的关系的讨论迅速降温——既然康晓光手撕徐永光也撕不出什么结果，大家也就懒得去吵了。

其二，是因为继续就社企的概念吵下去，对行业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

一个重要的背景是，自2008年之后，一个基于民间的、旨在推动社会向善的行业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这个行业有多个法人主体，有公司、基金会、“民非”、慈善组织，还包括一些社会团体，我们姑且地将之称为“公益行业”，事实上这个行业内部严重缺乏认同感，他们有着不同的目标，不同的方法，但有一个共同的痛点：缺乏足够的资本。

业界流传着一句话：基金会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基金。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基金会怎么能没有基金呢？但事实上就是这样，不少知名基金会并没有自己的钱，而需要每年都很努力地筹款，如果有哪一家大额资助方说明年不捐了，这个基金会的业务基本就得砍掉一大块。

在很多人看来，目前资本是制约公益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果要讨论社企的制度安排，首先要讨论这个安排是否有利于资本的形成。

资本如何形成呢？一是靠原始积累；二是靠外部输血。原始积累需要有允许资本积累的制度安排，所以他们反对在社企分红的问题上设限；外部输血需要对有意愿注入的资本表现出友好的姿态，所以他们积极引导主流的商业公司入局。

目前，大多数从业者默认，这样的局面对自身发展有利。

如今社企行业的情况有点像改革开放头十年的经济形势。那时候，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资本，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冲着有利于资本形成的方向发展，比如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灰色地带的存在，甚至一定程度上促成贫富分化。但到近年，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变成了“消费”，这时候贫富悬殊就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了，穷人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生产出来的东西就卖不出去，所以，我们要搞精准扶贫，重倡共同富裕。

我想，社会企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以及“社会目标如何不漂移”等核心问题，等到社会企业的消费市场形成时，等到消费者的价值诉求真正形成市场压力时，一定会被重新提出来。

形势发展得很快，我想我们不用再等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