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的生态扶贫究竟是在干啥？公益行业增速能否跟上商业巨头？

同为互联网巨头，阿里与腾讯的公益方法论截然不同。

腾讯是平台思维，提出要“连接一切”；阿里是撸起袖子自己干，给人的感觉是“舍我其谁”。

腾讯通过深入运营“99公益日”，逐渐成了慈善行业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阿里则通过公益宝贝、蚂蚁森林等一系列线上线下结合项目，就像一把开山重斧——一般人干不了的，我来。

两者都将商业上的核心竞争力运用到了公益领域，腾讯靠社交起家，“99公益日”本质是一场人动员人的公益社交运动；阿里最强的是电商，所以无论是电商扶贫还是生态扶贫，淘宝的大卖场都会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主要谈谈阿里近期力推的生态扶贫。

5月16日，在离成都机场超过5小时车程的川北山区里，阿里巴巴集团策动了一场“生态脱贫交流会”，阿里脱贫基金副主席、蚂蚁金服董事长兼CEO井贤栋在会上宣布，“蚂蚁森林”升级，从个人参与的环境治理平台，升级到生态脱贫平台。

什么意思呢？这要先科普一下蚂蚁森林。

蚂蚁森林的逻辑与时下流行的“捐步”颇为类似，都通过动员网友捐赠一些不须刻意积攒的虚拟数据，并让他们“捐赠”到某个公益项目中，其本质是让网友捐赠“注意力”，先是形成流量，再以流量撬动线下资源，使其流动到公益项目中。

在当天的会上，阿里将当地的“关坝自然保护地”上线蚂蚁森林，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有超过140万网友通过蚂蚁森林进行“能量认领”，我们可以视为，有140万人次的网友关注到了那个偏僻山沟里的一条小村落，以及他们正在开展的生态产业。尽管这种关注可能只有几秒钟，但从“注意力经济”的角度看，关坝村的产品在电商领域已然积攒了资本。

阿里脱贫基金副主席、蚂蚁金服董事长兼CEO井贤栋（右一）

目前，蚂蚁森林成了阿里扶贫战略里的一个重要支点。井贤栋说，阿里脱贫基金将以蚂蚁森林为基础平台，帮助村民生态脱贫。据说，未来，除了保护地，网友还有可能认领经济林，认领过的网友可以直接购买到“自己保护”的经济作物。

此外，蚂蚁森林和淘宝供应商还将为保护地经济林出产的环境友好型产品提供市场机会，帮助贫困地区实现增收，帮助提升当地经济。

养蜂成为关坝村群众生态脱贫的方法之一

应该说，通过流量与电商的优势为缺乏市场的生态产品赋能，这是阿里作为一家互联网巨头的应有之义，但阿里在线下所投入的公益力度之大，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

这里要提及一家成立不久但势能很大的环保基金会——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这家基金会成立于2015年，由马云与马化腾联合发起（AT联手，这估计只会在公益领域出现），目前看上去，这家基金会与阿里系的关联度更高一些。

作为阿里巴巴脱贫基金在平武生态保护的主要合作伙伴，桃花源负责制定保护地标准、指南，同时联合保护地联盟中多家NGO在平武规划、挑选与建设运营多个社区型保护地。

在我看来，桃花源基金会更大的作用体现在，他们为当地的环保实践提供了一套相当完整的理论框架，并为当地的实践总结经验、提炼模式，便于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复制、推广到更多地区。

在这里，我们可以窥见阿里公益方法论的两个特点：

1、高度重视“知识”在公益实践中的作用；

2、在“点”上精耕细作，随时准备在“面”上规模化推广。

不独桃花源，阿里在这一生态扶贫的实践中引入了多家专业机构。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负责关坝自然保护地的落地运营；

中央美院负责保护地的生态产品设计；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为生态脱贫落地提供理论基础。

更重要的是，阿里及其生态伙伴帮助当地建立了基于村民的自组织，他们号称“七个葫芦娃”，由村支书领头的返乡青年组成，他们正在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模式。在当地，他们有着较为新锐的思想，也有着劳动致富的愿望，若能得到资源与机会，其动力自是无需多言。

关坝村组织村民进行反猎反砍等生态保护活动

当地政府也是这个模式的一环。就我所见，当地政府、企业、公益组织、村民之间已确立了合作关系，明确了相互分工。当天，当地官员出席会议并谈到“政府的边界”，他们目前欢迎社会力量介入到当地的生态保护中。

一个政府监督、公益组织管理、村民参与、企业推广，让村民放弃传统的砍树打猎，继而采取发展生态产业的模式正在成型。尽管那只是发生在川北的一个小山村，但雄心勃勃的阿里显然志不在此，关坝村只是一个开始，若试点取得广泛认可，其模式将在更多地区复制。

当然，问题也不是没有。

据桃花源与中科院联合出品的一份《社会公益保护地保护机制研究》，此模式的主要挑战有五：

1、社会公益组织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尚需时日

2、缺少鼓励公益组织参与的保障制度和激励机制

3、缺乏公益组织参与自然保护地管理的法律保障

4、保护地的管理缺少专业技术管理人才 

5、保护地扩展区的范围与社区脱贫发展的矛盾突出

简单来说，这涉及到公益行业的整体发展与社会意识的普遍提高（当地政府对NGO的态度也至关重要），这些问题显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

我们留意到，这一模式涉及多个专业机构，若要实现在一个又一个乡村的复制，相关的专业组织、执行机构也要相应地实现规模化。

一个明确的信号是，随着这些巨头级别的企业在公益领域“动真格”，这个领域的一切都被加速了，也许，中国公益领域正站在大加速的前夕，公益组织的专业度、执行力、规模化的能力将在未来几年的市场化竞争中经受反复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