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之女吴青：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编者的话

吴青身上的标签，除了知名作家冰心的女儿、大学教授，还有敢言敢为的人大代表。1984年，她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此后又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在此期间，她持续为公民的需求奔走呼吁、秉笔直书。

手捧《宪法》为选民维权是吴青的一大标志。吴青说，她每逢周二接待选民，坚持了27年。记者在采访吴青时，曾见到吴青手捧《宪法》领着农家女们大声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经典章节。

在吴青的口述中，她心心念念的是一个“人”字，她说，没有现代化的“人”，是建不出来现代化的。

▲吴青，图片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摄影/张旭

1、用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

我想讲的是“人”，两撇的“人”。现在地球越来越小了，我不是说地球在缩小，而是因为科技的发展，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因为我们用了现代化的设备，这就是当今的世界。而世界上任何一个产品，再也不是一个国家自己纯造出来的了，永远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器材配出来的。所以，我称呼大家为世界的公民，是因为“从中国来看中国”已经不行了，必须用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

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世界，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只有《凡尔赛和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联合国人权宣言》，1948年有了《世界人权宣言》。为什么？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对犹太500多万人进行了残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的屠杀，此外，还到了太平洋的一些地方杀了很多人。但是，杀人是不行的，尤其是无辜的人，所以会有《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讲天赋人权。

不管我到哪儿，在韩国、联合国，我在很多国家都讲过，最重要的就是人，你永远站在自己的两条腿上。如果说我妈妈跟人家不一样的话，就是：从小我妈妈告诉我，我先是人，才是女人。男人，先是人，才是男人，所以都是人，人人平等。

所以，现在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了自由、民主、法治、透明的道路，那就是未来，而且要开明、开放，不是两面派。

我爸爸叫吴文藻，他没有我妈妈有名，但是我觉得他对中国的贡献，从制度上来说超过了我的妈妈。尤其是他培养的那些学生，像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瞿同祖，有的人在美国，使社会学中国化。

▲冰心与吴文藻

“社区”这个概念是我爸爸翻译过来的，社区是关于一个社区的经济、历史、人文、社会、全面的了解，任何一个地区，都能够了解得到，因为有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残疾人是人、孩子也是人。所以，我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应该永远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人格，这也是教育的宗旨。

我爸爸妈妈从美国回来以后，在燕京司徒雷登先生办的大学教学。司徒雷登说：我们是一家人，老师的门，永远向所有的学生开。所以，每个院系的学生英文都好。且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美国、中国等，所有老师工资都是一样的，因为他认为中国教师同样优秀。

所以，我认为，如果是一个世界公民，就应该拿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国家。

我在美国的时候，选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课，回国以后，在北外成立了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工作语言是英语。当时，不少到北京来的外国人，每周四都到我们那儿。在研究中心，我还号召大学一年级的男、女生全来，要男生也受教育。

1989年，我成为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的妇女专家，参加了很多活动。如：最早兴起的热线电话，后来谢丽华创办的《农家女》等。因为我懂外语，我就参与宣传，让他们能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此外，那时还有单身俱乐部，我们让单身的人，包括让有的单身妈妈带着孩子，参与交流，我们试着去打开她们的思路，让她们意识到还可以再成家。另外，我还参加反家暴的活动。那时的状况就是丈夫怎么打，女人也不敢离婚，离婚丢脸，可是我觉得不见得，没准还有一个春天。

在1990年夏天，我去甘肃会宁，看到了贫困。那时，我从甘肃会宁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走了四个多小时才进到一个农村。那个地方男孩子穿着补丁加补丁的棉裤，光脚。当地的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屋子都是漏的，我觉得震撼。报纸上没有，广播上听不到，电视里也没有。当时，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人，有责任来改变，要改变中国，就要改变农村；要改革中国，就得改革妇女；因为教育好了妇女，就等于是几代人受益。

2、妈妈对我的影响

我妈妈是1900年出生的，从小在烟台长大，她的爸爸谢葆璋参加过甲午海战，后来被任命为中国海军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他很特别，给朋友介绍我妈妈，他说：“这是我的女儿，也是我的儿子。”所以，我姥爷教我妈妈骑马、划船，我的妈妈没有裹脚，耳朵也没有扎眼。而且她的妈妈说：“你不仅要有家庭，也要有自己的职业。所以，妈妈受到父母的影响就是自由自在的成长。因此，我觉得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姥姥、姥爷影响了妈妈，妈妈同样又影响了我。

我爸爸妈妈是第一对中国夫妻离开了日本占领下的燕京。在我8个月大时，云南大学的校长熊庆来，请我爸爸到那儿帮他建立社会学。因此，在到了云南昆明以后，我快两岁了，邻居有一条狗，我跟我娘说：我要养狗。我娘说：你必须答应四条：人吃饭狗吃饭、人喝水狗喝水、人跟狗不一样，狗不能天天洗澡，你得给它刷毛、山上有狼，你必须记得把狗叫回家。这是一个口头契约，契约的意义是责任、承诺、担当。妈妈相信我，而且她答应我的事，都做到了，这就是责任。我觉得这个对我太重要了，影响了我一辈子。

1940年，宋美龄请我妈妈到重庆，参加后方支持前方的抗日活动，我就又跟着到了重庆。那时，我会逮鸟了，并且抓一个准一个。有一次，天快黄昏了，我拿鸟在外面玩。妈妈说：你在外面回家的时候，最想干什么？我说：我最想见娘。妈妈说：你知道吗？鸟有妈妈，它妈想它了，鸟也想它妈了。”我就放了，再也不逮任何动物了，知道动物跟人一样，这就是妈妈教我要敬畏生命。此外，那时我玩的都是男孩子玩的，我看美国电影跳伞，还爬树，但是，妈妈从来不限制我。所以，我很感谢妈妈一直给我空间。

还有一次，妈妈听我用四川话对一个孩子说话。她问：“怎么就听你说话，没听见那孩子说话？我说：“他是哑巴。”我妈妈说：“你怎么能欺负一个哑巴呀？如果你是哑巴，人家骂你，你知道妈妈会有什么感觉吗？你这样做比杀人还坏。”后来我就懂了，对生理上有缺陷的人，应该给予更多的爱和关心。因此，当我做人民代表时，给残疾人争取了很多，我告诉自己我该做的我一定做。

我上小学时，已经6岁半了。小学周边有很多国民党的将士从前线退下来，他们有的双眼失明、有的没有胳膊、有的没有腿……那时候，为帮助这些人，我参加募捐，我知道谁家有电灯，谁家有钱，谁家有自来水，就去那些人家募，最后我是募捐最多的孩子。当时，妈妈鼓励我，说：你把钱数好了，记在本上。那一件募捐的事，我就觉得那该是我的责任，那样的想法就是我两岁时的养狗事件对我的影响。

1946年11月9日，我和父母到了日本。我说：我拒绝学日文，也不跟日本孩子玩。”可是到了日本就得学日文，因为爸爸妈妈要出去，就我一个人了。为他们开车的那个司机不会说英文和中文，我就学会了日文：“一直开，右手，左手”的表达。

我妈妈到日本就找大学同学，是四个日本阿姨，每礼拜四中午是她们校友会的活动。那些阿姨们，分享战争中和战后故事。她们讲那些战争中人们反战被打死，被送进监狱和战后日本人民又经历的没有吃、没有住的艰苦岁月，他们讲的一些故事我也跟着哭。还有那些日本孩子上学都在室外。天气一冷，老师组织集体跳绳，刚暖和一点就上课。我在远处看，非常同情。尽管我说我不跟他们玩，但是人性在那儿，我也会难过。

我9岁半时，爸爸妈妈得到了一本关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的书，上面有南京大屠杀，还有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大屠杀。我看那本书特生气，就把中国小朋友组织起来，我骑自行车在第一个，后面六个男孩子跟着我，我们看见日本小孩就追、叫、吓唬人家，干了几次，我妈妈找我谈话，说：“小妹，你干嘛？这些人到中国来欺负过你们吗？”我说：“没有”。“他们的爸爸妈妈因为反战，就可能被日本军国主义打死或者送进监狱，你怎么这样做呢？”我明白了，以后再也不干这样的事了，因为孩子们有可能也是无辜的。

因此，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是非，知道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说的话要说，因为这是你的态度。所以，在关键时刻我的妈妈，她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

3、有人称我是“国际叫花子

我与谢丽华在1998年创建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属于非营利和非学历性质。迄今，二十年间，已培养了18505名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冰心那句话：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我在做人民代表的时候，朱善璐很看好我，他后来是北京市教工委书记。他给过我们农家女学校280万元的支持，后来我们得了一次奖励，我说：“这次这个奖励你别给我东西，给我钱，我要这个钱盖一个楼。”于是，他给了我二十万，盖了学校唯一的两层楼。之前，我经常到国外去，用国外的钱支持农家女学校，但是由于相关法规的出台，这个钱不能用了。现在，我有一个学生叫许戈辉，她在凤凰台做过我的节目。后来就有一对福建夫妇，到如今，已经给我们1200万了。我到福建去感谢他，但是，他从来不见我。我想，这是真正的支持。

有人称我是“国际叫花子”。但是，我每次要了钱都是直接让打到学校，从来没想到要回报。因为，我觉得这是责任，爱是责任，改变是责任。所以，我想的很简单，与人合作，从来不去想兼什么职。但是我会尽可能的去发挥作用，到哪儿都宣传农校。

因此，要让我谈农校的话，我觉得那是责任。责任就是好好做。但是，最重要的是让人信你，钱一定要用好，而且越透明是越好，绝对不能藏着。

▲吴青在课堂上

农家女学校的培训项目里，我们刚开始是教做饭、美容美发，后来发现美容美发的少了，农村需要托儿所老师，就开始培训托儿所老师。另外，培训乡一级的女老师，我们会教她们如何做个好老师，英语如何教，如何发音等。为了让她们有更好的交流，还会让她们去参观北京市的重点学校，如：北京市第十五中学，国际学校等。

由于中国的老龄化，我们也培训一些人来照顾老年人。有的人回去后，就办老人院了，这也是满足农村的需求。再有，由于中国家庭的变化，我们也培训做月子。此外，还培训村一级的妇女干部，让她们了解每一个农村不一样的需求，调动她们的积极性，然后让她们参与进来解决问题。

农家女学员来这里，一般我都要问她们：你们谁打孩子？她们举手，我说：“这次有31个人，25个人都打孩子。”然后，我给他们念了纪伯伦的诗歌《致孩子》，给她们强调要做一个“全人”，并且告诉她们：全人有六个条件，第一要知道自己的权力和责任；第二是独立，思想、分析、判断等的独立；第三是环境保护；第四是教育，让孩子们懂得更好的去做一个人，更有爱心；第五是健康与卫生，大家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第六是反对暴力，人与人之间矛盾是很自然的，但是绝不能打、骂。只有这样，世界才会变得更加和平，才能有法治、平等和自由。我讲完了以后，她们说：“吴老师，我保证不打孩子了。

因此，到我们这儿的学员，最重要的是增加了自信，懂得了诚信和真善美的重要，她们更关心社区人的生活，更关心自己孩子的成长。

本文据作者在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知不知公益沙龙”的演讲整理而成；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