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保护区遵循一个极为简单却有效的思路:将一个区域划为禁渔区,几年之后,那里就会有更多更大的鱼。更妙的是,由于大鱼的繁殖能力更强,因此会有更多的鱼苗游到保护区之外,年复一年地对当地渔场进行补充。
·但海洋保护区经常在没有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就被强加给了传统的渔业社区。对于数亿需要通过捕鱼来养家糊口的人来说,进入渔场捕鱼是他们无法牺牲的权利。这经常让海洋保护工作跟沿海居民的需要产生冲突。
·本文介绍了一种简单可复制的草根模式:通过坚持有社会意义的经济激励措施来吸引沿海社区深入参与到保护工作当中,而不是将其排斥在外。这种模式争取到了当地人的信任和参与,能在社区内持续、长期的存在。
全文约2400字,读完约需5分钟。
马达加斯加西南部滨海渔村上了年纪的村民还记得,以前每次渔船出海都满载而归。今天,这个水下宝藏早已不复往日的丰饶,外国捕捞船正在逐步将马达加斯加水域的海洋生物打捞殆尽。
几十年的森林采伐让土壤松动流入大海,并覆满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的珊瑚礁表面。而气候变化导致的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极端天气,对脆弱的生态系统无异于雪上加霜。
生态危机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是维佐人,一个生活在马达加斯加贫瘠的西南岸边、以捕鱼为生的传统半游牧民族。海鲜是他们每餐中蛋白质的唯一来源,而现在他们就连一日三餐都没法保障。他们的收入也来自海洋,人均每天不到2美元。
海洋保护区,即限制或禁止捕鱼等具有潜在破坏性活动的部分海域。海洋保护区遵循一个极为简单却有效的思路:将一个区域划为禁渔区,几年之后,那里就会有更多更大的鱼,这些鱼会游出保护区并被捕捞上来。更妙的是,由于大鱼的繁殖能力更强,因此会有更多的鱼苗游到保护区之外,年复一年地对当地渔场进行补充。
因为这些原因,海洋保护区经常被视作一种在让人类和大自然之间建立双赢关系的做法。这个方法也特别吸引着一些急着完成国际海洋保护指标的政策制定者,即要在2020年之前保护全世界10%的海洋水域。
如今全球共有1.7万个海洋保护区。虽然数量惊人,但是大多面临失败。这些有名无实的保护区缺乏资金支持、管理方法和执行力来实现之前承诺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海洋保护区经常在没有充分协商或提供恰当补贴的情况下,就被强加给了传统的渔业社区。但对于数亿需要通过捕鱼来养家糊口的人来说,进入渔场捕鱼是他们无法牺牲的权利。这经常让海洋保护工作跟沿海居民的需要产生冲突,但对海洋保护最为依赖并最应该投身其中的也恰恰是这些人。
我觉得维佐人的故事非常吸引人,因为他们为失败的海洋保护模式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在英国一家社会企业蓝色投资的支持下,维佐人采用以社区为中心的渔业管理模式,既改善了当地渔民的生计,也保护了珍贵的海洋资源。
2003年,蓝色投资跟维佐人合作开展了一个广受赞誉的生态旅游项目。这个项目培训并雇用志愿者进行热带海洋研究和保护工作,收集急需的科学数据,同时为当地社区提供可靠的收入。生态旅游项目的利润和捐赠收入被一起用于支持海洋保护工作。
这种旅游模式使得蓝色投资具备了大多数海洋保护组织所欠缺的东西:在社区内持续、长期的存在。这种长期关系产生的信任和理解让我们了解到,许多村民最初把保护工作视为一种威胁、一种阻碍他们捕鱼的方式。
为了打破这种成见,蓝色投资意识到需要具体的展示这一做法的潜在好处。为此,蓝色投资向一位特别的“八腿盟友”求助。在马达加斯加,被捕获的章鱼大多出口到欧洲,它们是该地区仅有的几种现金收入来源之一。然而现有的章鱼数量却岌岌可危,人们越来越担忧这个问题,于是蓝色投资发起了一次激进的干预,与村民合作在某个小礁附近执行临时章鱼禁捕令。因为章鱼生长速度快,而且长得越大其繁殖能力就越强,因此仅仅几个月的禁捕就使其数量激增。
这个计划奏效了。当禁令被取消时,渔民收获的章鱼个头更大,数量也大大增加,这促使临近的村庄也开始效仿并建立自己的禁捕区。
20多个渔村共同达成了雄心勃勃的新保护计划:建成一片640平方英里的本地管理海域,在这片海域中严禁投毒、围网捕鱼等破坏性捕鱼技术,并建立永久性禁止所有渔业活动的区域。这是马达加斯加的第一个本地管理海域。这是一种新型的由社区全权管理并为社区谋福利的保护区。而对于当地人来说,几年前他们还认为这种管理方式并不可行。
截至2016年底,当地共实施超过250次短期休渔,保护的对象不仅限于章鱼,还包括青蟹等当地社区常见的捕捞品种。实施休渔令一个月后,村民在36个海域捕获的章鱼数量达到之前的七倍之多。
2014年,马达加斯加总统承诺,将通过以社区为中心的方式,把本国海洋保护区的覆盖面积增加两倍。仅仅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本地管理海域运动已经成为该国海洋保护的主导力量,同时该运动正在继续扩大规模和原有目标,这是毗邻印度洋的其他国家所无法媲美的。
蓝色投资已经在马达加斯加展示了该模式的有效性。目前,该企业正在努力扩大影响范围,希望到2020年在全球热带沿海地区惠及300万人。
在每个合作项目中,我们都尝试针对某些快速生长的捕捞品种设立临时休渔期,从而在后期增加捕获量和渔民收入,同时希望能够激励和维持由社区主导的海洋保护举措。
我们在这段旅程中学到了什么?有三点尤为重要:
许多本地管理海域以及设立休渔期的想法都来自同伴间的学习和交流。这种同伴学习让来自不同社区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分享社区渔业的知识和管理经验。作为海洋保护主义者,我们只是促进这种对话,真正的改变发生在我们支持的海洋周边的社区。
当参加学习的当地人到家乡实践新方法的时候,他们可以从一个广泛的、志同道合的社区网络中寻求支持。单个社区做不到的事情有可能通过合作来实现。我们也看到,新一轮政策的出台正在努力改善并简化法律程序和相关机制,来保护印度洋传统渔业的基本权利。
在全球范围内复制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模式已被证明并非易事,随着干预措施的复杂程度增加,推进工作也变得越发困难。我们发现,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寻找在相似场景下开展工作的新合作伙伴更容易取得成功。因此,我们近期工作的重点是在印度洋范围内,针对我们熟悉的物种寻找共同保护的合作伙伴。一旦证明这个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都具备可复制性,我们将会把经验推广到其他渔场和地区。
如果缺乏针对当地渔民的激励机制,一切海洋保护的努力就可能付诸东流。通过优先考虑沿海社区的需求,我们就有机会动员全世界数以亿计的渔业从业者支持海洋保护工作,而不是将海洋保护的措施视为对当地渔业的威胁。
文章来源:共益资本论
文章链接:https://gongyizibenlun.com/1682
作 者:
本文文字内容归本站版权所有,转载请联系编辑,加微信(id:yxtkhl-)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微信公号“共益资本论”(id:gongyizibenl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