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康晓光作《驳”永光谬论”》一文，以贴网络大字报的方式批判徐永光，其措辞之激烈令人侧目，是近年来业界反”公益市场化”思潮的一个高峰。表面上在争论公益与商业之间的界限，其深层次的焦点在于中国大陆公益领域未来的前途与出路，有评论认为，这一分歧巨大的争论反映了某种程度的”改革共识破裂”。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当前，中国公益界的话语权高度集中在几座”山头”之上，与之相对的，却是公益实践的日渐碎片化，这种碎片化是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了权威的庇佑，投入到快速转型中的社会，他们面对着无数的具体问题，也在以极其多样化的方式回应着这些问题，而他们并不认为那些话语寡头”统揽全局式”的争论能指导他们的实践。

在笔者所接触到的人群里，他们一方面认可康徐二人为公益界作出的贡献，都愿意称之为”老师”，但另一方面，他们普遍对这种”主义之争”表示不感兴趣。一位青年公益人的观点颇有代表性：“我不太关注他们说什么，我们很清楚我们应该怎么做。会有越来越多有独立运营能力的机构，不用听他们的争论，不是我们到底要走左还是右，而是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放弃了对某些根本性问题的追问，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话语领袖长时间未能回应那些被普遍关心的问题，才失去了对追随者的吸引力。

在这个权力从未放弃社会控制，资本又开始整合社会的当下，公益从业者在感到巨大发展能量的同时，也对这个事业的前途产生了疑问，人们对很多奇怪的现状感到困惑，笔者列了一个问题清单，请康徐两位老师解答：

为什么第三部门丢掉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我们观察到，商业与公益的融合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趋势，这一点确凿无疑，但公益组织在资本力量面前是极不平等的，目前许多公益机构为求生存沦为”乙方”，如何避免商业吞噬公益，而将第三部门改造为一个以追求股东利益为主的服务行业？再者，就算第三部门愿意放下自己的立场与态度，越来越多地投入一场以效率、业绩为取向的竞赛中，这个无权力、缺资本、也没有价值引领能力的行业凭什么吸引年轻人？

或者可以问，我们是否根本不需要一个所谓的第三部门？

反过来，我们也要追问，如果要在公益与商业之间划一条界线，这条界线在哪里？第三部门如何在资本冲击下保持自己的立场与态度？我们特别想知道，思想界究竟有没能力在当前的意识形态下回应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我们是否应该宣告此问题在理论层面暂时无解，有待业界在实践层面作出超越性的突破？

为什么公益行业至今没有一个公平、有效的专业评价机制？

我们观察到，公益界话语领袖的言论、理论往往是配合着他们所力推的项目，比如徐永光先生，在谈到公益行业不可”小而美”，而须”规模化”的时候，就推出了”中国好公益平台”，这在许多人看来，徐永光先生俨然成了某个资源体系的代言人，请问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做法如何能够服众？

众所周知，当前公益行业的利益格局已经分化，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会进行各种博弈，这些年频发的”抄袭指责”就是这些博弈的一种表现形式，按常理，这个行业需要一个独立于利益主体之外的组织来建立一套合理表达诉求的机制，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山头主义的盛行，是精英结盟，相互抬轿，请问，为什么公益行业至今没有一个公平、有效的专业评价机制？这是客观条件所限，还是有人不希望这样的平台的出现？

事实上，专业公益圈的内部争利并不是公众关心的事情，谁来区分、监督、评价如”善心汇”这样打着慈善旗号行骗的非法组织，以及”一点公益”这样富有争议，却一时没有定论的新型组织？谁来为这个行业提供紧缺的公共设施？

为什么年轻人已不再提出批评？

我们观察到，在此次的康徐之辩中，人们的关注度呈现出明显的冷热不均，从外部看，”圈内”热，”圈外”冷；从内部看，老派作风者十分关心，在《驳永光谬论》一文发出的数天里，不少人主动在各种的活动、论坛中发表看法。青年领袖则表示不怎么关注，我们基本看不到有分量的，来自年轻人的公开发声。

究竟是年轻人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还是他们觉得说了也没有什么用？还是刻意用沉默、无视的方式来回应这样的”路线之争”？

“拜客绿色出行”创始人陈嘉俊的回答是：

“我觉得声音越来越聚焦在大咖、基金会的身上，越来越少听到草根NGO、一线从业者的声音。很微妙的是，不是大家没机会发声，而是那种发声是没用的，没有渠道，没有博弈机制。”

他提醒我们留意一个现象：业内大佬们敢于公开用激烈的语言相互吐槽，而许多一线从业者在表达观点的时候往往遮遮掩掩，生怕对机构的业务产生影响，”一线从业者不敢说话，或者说了没用，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

我们还观察到，公益领域更新迭代的速度十分缓慢，十年前有哪些大佬，十年后差别不大，不仅新生代缺乏有号召力的领袖，中生代的领军人物也难觅踪影，这与飞速发展的外部形势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们最后的问题是：这个局面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局面要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