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创新”在中国：企业或比NGO更有可能成为领导力量

作者：黎宇琳

写在前面的话

这篇文章是应学术媒体“公益慈善学园”的邀约而写的，当时给我的题目是“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谈社会创新”，其时我正在参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的相关工作，正好有一些个人体会。

在我看来，“社会创新”是一种旨在推动社会改良的，偏中庸的理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社会创新者关心如何避免社会在转轨过程中落入暴力革命的陷阱。他们往往主张通过增加新的解决方案，进行温和的变革来解决社会问题，并在此过程中促进社会各个利益阶层的对话与和解。

目前，中国大陆的思想市场上暗潮涌动，“极左”与“极右”的思潮都在俘获更多的追随者，前途实在难料。但我想，传统的“左”与“右”恐怕都不是什么好的选项，都意味着撕裂与冲突。我们应该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那就是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汲取知识，思考出路；另一方面坚定地进行本土化实践，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文明之路。

社会创新是一套全球化的理论，但其实践却是高度本土化的。社会创新者关心社会创新实践带来了什么后果，有哪些是行之有效的，哪些是事与愿违的，他们会果断放弃不如人意的方案，并持续改进一些被证明有效的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存活的案例大多是高度本土化的。尽管如此，分享来自世界范围的社会创新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依然必要，这可启发创新者在本土实践中的智慧与灵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终结论轻易地被击穿和全球化的席卷，文明冲突，贫富差距，环境挑战，技术变革，似乎在信息时代各种矛盾更加突出。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就面临国内国际的双重挑战。机会和出路在哪里?

历经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更积累了可观的社会发展潜力。以促进社会和谐与创新为主要使命的各类基金会已达5000 余家。以《慈善法》颁布为标志，慈善信托等新的社会创新资源正源源进入。 同时，共益企业等跨界创新力量正萌芽蓄势，新一代社会企业家将和他们的社区支持者共同成为应对各类社会问题挑战的创新先行者。新形势下，如何高效引进与创造社会创新知识，为新一代社会企业家提供知识资源和分享社区经验也成为当务之急。

全球化的知识分享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在社会创新领域也不例外。以近期完成了商业化改造的社会企业中和农信为例，若没有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启发，与世界银行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的大规模实验，中和农信的摸索期恐怕会长得多，甚至不一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旨在向穷人提供贷款、而又完成了大规模融资的小额信贷公司。

2004年，《如何改变世界》出版，作者戴维·伯恩斯坦在书中记录了几十位社会创新变革者(他称为“社会企业家”)的工作。这本书很快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二十多个国家被翻译出版。为什么如此风行？因为有关于他们的工作，我们听说得不多。新闻往往聚焦于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法，尤其忽略了那些具备巨大勇气开始前期探索的人。而通过该书，人们集中看到了一批创新的社会问题解决者，他们不漠然，不自设桎梏，相信所处社区的潜力，有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生长的创造力；他们创造了面对低收入人群的小额贷款服务并成功规模化；他们使世界级设计学院的发展方向转为服务所有人；他们使健康生态农业扎根全球并形成公平贸易网络；他们发起了共益企业运动使得全球的企业家和投资人重新思考怎样才是“好公司”。

互联网与新经济带给了社会创新者更多的可能性，这是为什么社会创新在最近20余年里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通过技术赋权，创变者们有了更多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同一技术时代，这使得国际范围内的经验借鉴也有了更高的成功率。

我们观察到，全球范围内社会创新的知识分享正在加速进行，并逐步从零散的案例经验向系统的理论构建发展。斯坦福大学在2003年出版的《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如同《哈佛商业评论》在商业创新中对一线企业领导者战略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巨大激发一样。《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过去十五年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一线社会企业家的思想与行动领导力的发展。社会创新领域大部分的重要实践真知与概念，譬如设计思维、集合影响力、规模化路径等都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首次或总结性提出，为社会创新领域先行者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知识库。

目前，中国已有不少机构开始系统引进世界范围内先进经验。从2017年上半年开始，乐平基金会作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的出版人，不仅每季逐步同步出版，同时还将在未来三年出版“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精选集系列。笔者有幸参与到这个项目中，负责新媒体方面的相关工作，就我所见，乐平基金会此举旨在更好地把全球社会创新领域的新进展介绍到中国，协助构建中国社会创新的知识体系和跨界创新社区，同时，也逐步培养中文作者，采写中文案例，以期为世界输出中国的社会创新经验。

社会创新知识的全球化分享目前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将有更大范围、更多维度、更为深入的发展。

中国的本土化实践

中国的民间社会有着与西方差异很大的问题意识。历史学家秦晖有一个很精要的论断：中国的第三部门是在市场化转型尚在进行，民主化转型尚未启动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一部门独大并管控其他部门，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

按照西方社会演进的经验，尤其是美国，是先有第三部门，而后演化出社会企业等打通了公益与商业的边界，被称为第四部门的机构。但在中国，这个次序也许得反过来。以价值观倡导为核心的第三部门在当前意识形态管控趋严的大背景下，发展空间被压缩，近期内难有大的发展。但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的第四部门却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社会大转型的时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机会。

我们观察到，当前中国大陆在注册民非、基金会等NGO、NPO组织的难度在加大，年检也越来越严格，但与此同时，注册企业的门槛却越来越低，乃至于有各种各样的鼓励、扶持政策，不仅不需要年检，小微企业的税赋也逐渐减轻。有社会投资人士指出，中国社会目前的自由空间大多集中在商业。

在中国，创办一家企业要比创办一家非营利组织容易得多。过去几十年，中国政府推崇市场经济，给予企业相当大的经营空间。相比而言，非营利组织和慈善的相关法律对这类组织可以参与的社会问题和筹资方式加以限制。政府希望这些组织主要提供一些社会迫切需要的服务，例如医疗卫生服务、农村贫困人口的教育和社区服务等等。

中国本土化社会创新的案例也更多以商业公司的形态出现。中和农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和农信起源于世界银行一个扶贫项目，一开始是纯粹的公益项目，后来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孵化下开始了公司化运作，近年更是引入蚂蚁金服等商业资本，完成了股权清晰的商业化改造。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和农信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节节攀升，截至2018年11月，已累计放款超过390亿元，覆盖21个省份，有分支机构313个。

像中和农信这样基于社会问题，而又在商业领域有出色表现的案例在中国并非孤例，旨在为同性恋群体提供服务的“蓝城兄弟”、旨在推动教育公平发展的“千千树”、为公益机构提供信息化服务的“灵析”等机构均以商业公司的形式为社会成长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支撑。也许我们可关注一下近年在中国大陆的共益企业运动，截至2018年9月，已有第一反应、联谛信息无障碍等7家企业通过源于美国的共益企业认证。

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执行主编埃里克·尼看来，“社会创新”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呈现形式。“在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非营利组织和慈善组织一直是社会创新的主要载体。”“在中国，企业比非营利组织更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创新的领导力量。”

财务可持续是横在全球社会创新实践前的一大难点，在缺乏捐赠文化与公民意识的中国，以商业求公益的创新实践有着较强的生存能力，他们所需要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在权力与资本双重施压的情势下，保持自身的社会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