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丹是腾讯主要创办人之一、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2015年，腾讯公益基金会发起“99公益日”活动，给中国互联网公益生态带来了新的变化。

在陈一丹看来，中国互联网公益未来存在三大挑战，包括科技的应用，信任的构建，文化的沉淀。

文-陈一丹

科技的应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慈善公益来说也一样。互联网对公益范围的扩展和效率的提升作用已经显现，而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涌现，也为未来公益的进一步技术升级提供了可能。

然而，对于年轻的中国公益生态而言，大量的NGO／NPO尤其是中小型组织还面临较大的“技术鸿沟”，新科技的融入存在一定的障碍。

一是信息化程度较低。根据NGO2.0《中国公益组织互联网使用与传播能力第五次调研报告》（2016年），虽然已有超过90％的被调NGO表示会用微信等互联网工具获取和传播公益信息，但是深入到组织内部的运营上，信息化普及率就比较低了，例如，会用网盘等共享文件的大约50％，会用志愿者管理工具的不到40％，而会用项目管理和捐赠者管理工具的不到20％。参差不齐的信息化基础，将影响新技术的采用。

二是技术人员缺乏。与很多传统行业类似，慈善公益也缺乏信息技术人才，并且由于缺乏商业企业的金融激励手段（奖金、股票等），更难吸引高质量的科技人オ。

根据上述NGO2.0的报告，只有20％出头的被调NGO有专职的技术人员，大约60％的是兼职者或志愿者，剩下近20％没有任何技术人员支持。超过60％的被调NGO认为，缺少互联网专业人员是制约其利用互联网做公益的主要因素。

因此，对于互联网公益未来的发展，第一个挑战就是商业激励和科技储备的缺乏，公益如何能快速、有效地融入新技术。

信任的构建

随着中国慈善公益监管的放开，越来越多的NGO／NPO正处于不断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公益参与者的增加将会不断丰富公益生态，也会使得生态变得更加复杂。要让复杂的公益生态健康发展，合理高效的互信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2009年到2018年9月的近十年间，中国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从23.6万增长为76.7万，增幅高达225％。除了传统的救灾、扶贫、教育、医疗、环保类公益机构之外，文化艺术、社区发展、社会创新等更广泛多元的社会组织也在不断成立。庞大的生态，意味着复杂的互动。

而当公益生态连接上互联网后，互联网本身低门槛、高效率的信息传播能力，也给这个复杂的生态带来了负面信息被快速放大的风险可能。比如郭美美事件对红十字会公信力的巨大冲击、罗尔事件对个人网络求助的放大和拷问等，都展现出了在没有合理机制约束的情况下科技破坏力的一面。

可见，互联网公益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就是面对日益复杂的生态和信息爆炸的负面影响，如何建立一套互信机制，使得多方的互动能够既快速又准确无误地完成，以及如何建立一套良性竞争的机制，推动行业整体向着更高水平发展。

文化的沉淀

虽然中国慈善公益自2008年以来获得了大发展，尤其互联网公益发展之迅速让全球瞩目，然而如果深入结构和人均情况看，中国的民间慈善公益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比如，2016年中国个人捐赠仅占21％，而美国是72％；中国的人均捐赠额2016年是97元，在全球十大经济体中排名最后，仅占排名第一的美国8094元的约1／90。

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的民间公益水平还较低，深层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还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公益文化，导致很多人还没形成稳定的公益意识和习惯。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CAF）2017年调査报告显示，中国国民的捐赠意愿指数为14％，在全球139个主要国家中排名第138名，几乎垫底。

与西方源自宗教形成的悠远公益文化有别，中国的现代公益并未继承太多本国宗教的因素，而对西方现代公益制度的引人又缺乏西方基督教为主的宗教基础，因此中国公益文化的形成目前还缺乏比较明确的信仰根基。

此外，现代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催生了新的文化类型，以“二次元”为代表的各种亚文化正在成为网络社会的主流。这些以各种不同的偶像、话题、爱好等形成林林总总的网络“圈群”，有着各自独特的兴趣、语言甚至信仰（包括公益在内）的传统行业，如果要真正融入互联网，就需要适应和融合这些新文化的特征。

公益文化的塑造，正是互联网公益面临的第三个挑战。以什么作为中国的公益文化根源，如何贴近新一代网络化民众的文化诉求，这是未来公益需要进行的最高层次的探索。

注：本文摘自书籍《中国互联网公益》第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