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织为何总是长不大？社会的“准备程度”很重要

只有当土壤利于植物生长的时候，它们才能萌芽和成长，社会组织也一样。

本文中，两位学者论点的关键是“准备程度”这一概念，它被定义为“一个社会和历史背景对接受一项创新及其所引发的重构的适用性或脆弱性”。

研究人员经常指出促成变革的具体事件，如“9·11”恐怖袭击。但有些变革的发生可能却是“没有紧要关头，没有外部的冲击，过程很长，参与者几乎不知不觉。”

只有当土壤利于植物生长的时候，它们才能萌芽和成长，社会组织也一样。这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的约翰逊和斯坦福大学的鲍威尔对纽约市的两个植物园进行案例研究后提出的一项新论点。这两个植物园有一个失败了，而另一个在一个世纪后依然欣欣向荣。

两位学者利用来自制度创业、社会运动研究和组织生态学领域的思想，来研究新组织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兴起的。 

两位学者论点的关键是“准备程度”（poisedness，又译“适定性”）这一概念，它被定义为“一个社会和历史背景对接受一项创新及其所引发的重构的适用性或脆弱性”。

在判断准备程度时，鲍威尔表示，关键问题是“在历史的其他节点是否会发生？谁能穿越这一机会之窗”？

他们这篇文章的观点出自约翰逊正在撰写的一本关于戴维·霍萨克的书。霍萨克是 18世纪后期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教授。他在当时仍然带有乡村气息的曼哈顿依照欧洲的模式开了一个植物园，用于医学研究。这个项目最终失败了，哥伦比亚大学接管了这个植物园，后来出售了这块土地，获得了巨大的利润。结果它成为洛克菲勒中心的一部分。 

19世纪末，另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纳撒尼尔·布里顿又发起了第二次尝试，开了一个植物园。这个植物园可与位于英国克佑的皇家植物园媲美。虽然布里顿的出身、经历和目标与霍萨克惊人地相似，但他却能够从卡内基、洛克菲勒等“镀金时代”的大亨们那里筹集到资金和对项目的支持。纽约植物园是今天纽约的一个主要公共机构，并实现了布里顿的愿景，即它既是自然景观，也是植物和药物研究中心。 

鲍威尔和约翰逊仔细查阅了霍萨克和布里顿的文献，并走访了在美国和欧洲的35个历史档案室，以考察这两位教授在开办植物园时是如何寻找支持的。

约翰逊说：“真正吸引我们的地方是，虽然两个案例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但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却是如此的不同，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形态等。在某种程度上，霍萨克恰恰没能生逢其时。”

在政治上，霍萨克试图说服纽约州立法机构去资助一个用于医药研究的植物园，但当时的美国正在禁运英国产品的风头上，这使得纽约经济陷入衰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他又无法获得富有的精英们的资助。

布里顿则不同。他有机会吸引那些有影响力的人，而他也抓住了机会。即使这些有影响力的人并不关心植物学，但他们有宏伟的抱负，而且重视实现这些抱负所需的专业知识。

当时，富裕的捐赠者想建博物馆和歌剧院，以使这座城市可以与欧洲的城市媲美。同时，他们也想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保持其自然景观。约翰逊说：“当布里顿向‘镀金时代’的精英们发出呼吁时，他很有策略头脑，发现了用何种语言能够激活精英们在提供城市绿色空间方面的利益点，包括通过绿化来平息由于长时间工作和城市污染而可能引发的一些工人骚乱，以及通过维护绿地，来确保房地产价值居高不下。”

这篇文章通过考察两个植物园成败的原因，对创新研究做出了贡献。约翰逊说，包括文化和制度创新者在内的有关创业精神的学术文献，主要着眼于成功而非失败，因为失败的案例留下的原始文献不够多。她说：“这两个案例给了我们一个极佳的机会去研究失败，以及到底是什么使得其中一个植物园仍然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纽约植物园。”

布朗大学的社会学家科雷夫说，鲍威尔和约翰逊提出了针对现有变革成因研究的一个重要观点。研究人员经常指出促成变革的具体事件，如“黑色星期二”、“9·11”恐怖袭击、总统选举。但这两个植物园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件。科雷夫说：“没有紧要关头，没有外部的冲击。这个过程很长，参与者几乎不知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