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激励机制在社会创新领域不管用？试试“催化型测量”

我们确定了四种这样的机制：目标的设定，问题的设计，通用术语的创造，场域的变换。这四种机制都更强调跨界的具有催化功能的创造性和协作性行动，而不是只让行动者对事先设定的进程和目标负责。我们把这种新思路叫作“催化型测量”。 

设立和公布一个测量项，就可能引发一种心照不宣的期待，即这个测量项代表了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当该测量项是由某一知名度高、公信力大的机构所提出的时候，尤其如此。例如，许多非营利机构都定期公布筹款的总体目标和进展情况，假定只要将明确的目标公之于众，就能够促使人们捐献更多的款项。

以这种方式运用绩效测量是司空见惯的做法，但就我们所知，尚且没有任何研究显示，公布测量结果和导致行为改变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联。不过，却有证据显示，目标的设定会使在体系中工作的人们更为专注，更有动力，更能坚持，并且能激活已有的知识，从而可以帮助个人改善绩效。

在复杂任务的目标下，可以设定一些难度较低的阶段性目标（将远大目标化整为零）和学习性目标（获取实现最终目标所需的技能），这样就比较容易落实。

问题的设计

测量是一种简化，它将注意力集中在系统中的某些方面而略去其他方面。虽然测量的这种“简化”倾向可能带来负面后果，但一定程度的简化和聚焦却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类似“健康”这样的复杂体系。

换一个角度看，测量项（以及一系列的测量项）可以帮助人们解决“设计”问题。“设计”是一种心理捷径（往往和情绪化的联想相关），个人和机构都可以借此确定一个问题的哪些方面最值得关注，这些方面彼此之间有何联系，以及与这些方面相关的“利弊”权衡。

问题的设计为测量赖以促成变革的第三种机制提供了基础：为讨论创造通用术语，让个人和机构更容易看到事物或行动的共性，或至少有足够的相似之处可以进行比较。

例如在车辆事故调查领域，诸如“认知错误”“操作错误”等简明扼要的测量类别提供了通用术语，让行车的当事各方能够在每年数以万计的交通致死案件中区分出具有共性的类型，并让人们能够就稀缺资源的分配方式和方向展开明智的讨论。这样做能够促进指向共同目标的合作行动。这种合作也是在处理大规模社会性和系统性变革时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测量也可能剥离了太多的背景信息，从而在将复杂系统的组成部分简化为可对比项时过犹不及。以对学生成绩的测量为例，批评者抱怨分数不能反映学习过程的一些重要方面，还掩盖了存在于学校和社区当中的重要差异。但这样的简化也让人们看到，个别学校、社区或其他身份所遇到的问题是具有共性的，因此这些问题或许源自一个更大的系统瑕疵。这种方式能够凸显人们的共同利益，暴露问题的普遍性，并且帮助人们通过社交网络与其他社区的个体建立联系，最终会促使个人增强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

一个问题如何在行动者当中被设计和被讨论，对于该问题用什么方式以及在什么地方被解决可能造成影响——这就是场域。

政策意象就像是一些设计，有助于人们定义关于问题成因和出路的主导性信念，也有助于区分所谓“好”或“坏”的各种解决方式。场域则是出台关键决策的制度性“地点”，以及导致这些决策的游戏规则。

要理解场域，可以看看美国核电站管理制度的发展史。最早的核电站管理机构——原子能委员会对核电产业是友好的。而当原子能委员会的技术雇员开始传播对安全存疑的数据时，批评家便跻身关于核能安全的公众辩论当中，有效地打破了原先的政策垄断。这致使原子能委员会被核能管委会所取代，后者是一个更加重视安全的机构，并由一系列被动员的成员来参与对核能扩散的审查，由此便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意象或设计的改变支持了场域的改变，而场域的改变又支持了设计的进一步改变。

而要理解场域是如何运用测量的，可以参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法学院排行榜对法学院的影响。社会学家索德发现，通过向潜在学生和其他人群宣传这些排名，法学院内部的制度性权力之平衡发生了变化，和提升学院排名直接相关的活动获得了更多的预算，为了管理排行榜中学院的形象，法学院还改变了职务描述并设置了新的组织结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