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没有跳进战壕，与“慈善人士”并肩作战？

但我的妻子却有别的想法。对于她来说，慈善应该从身边做起—从每天与我们的生活有交集的那些人开始，承认我们比身边的有些人幸运，并为他们做些什么，否则就是不近人情甚至是冷酷无情。她认为，无论我们还有别的什么打算，留出一部分钱给身边有需要的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的妻子并不是唯一对捐赠有着强烈偏向性的人。我的职业生涯基本都围绕着艺术和文化领域展开——而它们一般不是有效利他主义者的优先选择。对我来说，从我的慈善预算中去掉给艺术事业的捐赠，就如同否定我生命存在的主要意义。如果像我这样对艺术充满热情的人都拒绝考虑优先捐赠给艺术事业，那么谁还会来资助艺术事业？

最终，我们将一半的家庭慈善预算分给了我们各自偏好的领域，这部分捐赠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但是我们尚不能确定在偏好的领域内，究竟应该捐赠给哪些组织。不同于对抗疟疾，在艺术领域并没有针对艺术慈善机构的“捐有所值”网站或本地社会服务组织帮助我们做出取舍。所以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力做出好的选择，但毫无疑问，我们无法确认哪些组织能带来更大的影响力。

我想我们家庭的情况并非个案。大多数对有效利他主义的批评都来自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接受它，是因为这一主张排斥从个人喜好的事情和地域出发做慈善。相比而言，他们并不反对有效利他主义的核心要求，即个人善行的效应最大化。相反，就他们关心的领域而言，许多捐赠者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做出改变。

相比之下，特定领域的有效利他主义能更有效吸引捐赠者和慈善家，因为他们在一开始就会说服捐赠者和慈善家，在遵循有效利他主义原则的同时，可以保留自己原有的慈善动机。当然，如果要求有效利他主义者必须做出选择，他们会希望慈善家们能在自己关心的领域尽其所能（虽然这可能不会带来最大的整体影响力），而不是让他们既在首要关心的领域内捐赠一些，又在次要关心的领域捐赠一些，结果受困人群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特定领域的有效利他主义者不需要推翻那些持有全面的全球视野的有效利他主义对“最佳之善”的定义。实际上，跨领域的协作才是特定领域有效利他主义者和一般战略性慈善的区别所在。

最后，特定领域的有效利他主义还有一个优点，它可以使有效利他主义的潜在影响力变得多元化。即使在有效利他主义阵营内部，人们也常常无法就什么是最具潜力的善行取得一致。

大部分有效利他主义者都承认，几乎所有的干预措施的预期影响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一名华尔街投资人决定把他所有的资产都投入同一家公司或同一行业，人们肯定会觉得他疯了；而公益领域里的预测和判断只会比商业更不精确。仅仅因为过去我们认为防疟疾蚊帐拯救了疟疾肆虐地区的人，并不代表今天给抗疟疾组织捐款仍旧是最好甚至是好的选择。如果支撑行动的证据被发现有问题，情况又会怎样呢？要是还有更好的却没有经过充分调研的善行存在呢？有效利他主义者优先考虑最有希望的机会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很难确定这些机会是否全都存在于他们当前重点关注的善行当中。

有效利他主义确实是革命性的想法，但有效利他主义者的言论和意识形态限制了这一主张的潜力。我们应该珍惜那些心怀天下并愿共襄善举的英雄并与其合作。但是仅靠这些人来改变世界是不现实的。有很多人希望将善行的社会影响力最大化，但同时他们也不愿放弃个人深度关注的议题和地域。如果有效利他主义者不能吸引这类人群加入其中，那么他们组建的慈善家队伍最终很难真正赢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