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不能与社会革新划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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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 和社会企业家精神( social entrepreneurship，简称SEE )作为一种通过激活商业能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过去十年间在美国乃至全球呈现出爆发性增长，在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健康和教育政策等广泛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自2003年以来，基金会对这一行业的资助更是达到了16亿美元。

然而，社会企业家精神虽然致力于解决系统性社会问题，但其收效甚微，而且许多社会问题反而变得更糟了。事实上，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民间、市场化的替代方案，它的崛起分散并削弱了有组织的公民、政治行动和民主政府在实现系统性社会变革中的关键作用。

社会企业家精神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这一意识形态认为市场，而不是政府，才能产生最佳的社会和经济成果。SEE的倡导者们将社会问题视为知识问题，认为可以通过社会企业家之间的竞争驱动所形成的技术创新来解决。这些社会企业家所领导的组织可以是营利性的、非营利性的，或混合型的企业。

相反，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社会问题是一种权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需要有组织的选区采取集体政治行动，利用民主政府的力量克服对结构性社会变革的抵制。这种方法的成功范例包括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为争取废奴、公共教育、土地改革、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而斗争的社会运动。 

社会企业家精神与集体的、民主的政治活动之间泾渭分明。首先，SEE的支持者认为，“个人英雄”是推动广泛社会变革的关键。正如社会企业家的国际组织，阿育王在其宣传材料中所解释的那样，“如果说企业家能够改变商业的面貌，那么社会企业家就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他们能够抓住机会、革新体系、提出新的思路，创造改善社会的方案。” 

其次，SEE的支持者断言，最适合实现社会变革的组织形式是创业公司。这样的公司具有组织灵活性，能通过引入竞争机制为消费者提供有选择的、高效的服务。然而，社会企业争夺的不是“客户”，而是争取捐赠方或“投资方”。为此它们承诺将会满足其“最终用户”（受益者）的需求，并将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第三，SEE的推动者们力求把政府作用最小化。哈佛商学院社会企业发展中心的资助人、前高盛董事长约翰·怀特黑德明确表示：“我一直在寻找机会让非营利组织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其可以代行部分政府职能……”

我们并不是在暗示社会企业从未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社会企业处理重大社会问题的能力不足。SEE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将主要的公共政策领域事项转交给民间组织，无论其是营利还是非营利，用市场规则取代民主问责制。但在解决经济、种族和性别不平等、医疗保健、教育、刑事司法等系统性的社会问题时，这样做并没有多大意义。 

企业家资本主义依赖于企业之间争夺顾客的市场竞争，它们可以通过财务上的收益来奖励创新。SEE却没有相对应的消费者奖励系统，这意味着即使社会创业获得成功，也很少能够扩大规模。

事实上，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规模化通常需要政府参与，而这一点恰恰是社会创业者通常想要规避的。到目前为止，社会企业作为一个领域所实现的规模化并非是通过市场所取得的成功，而主要是通过建立起广泛的意识形态和资金的支持网络才得已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