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德云社演员能筹到这么多钱，而大多数人不能？

五一假期后，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家人“百万众筹”事件成为舆论热点。

事情并不复杂：4月8日，吴鹤臣突发脑出血而住院救治，其家人在救助平台“水滴筹”上发起筹款，上限为100万元。截至筹款结束，该项目共筹得147959元（注意：是14.7万元，不是147万元）。但在筹款的过程中，有网友注意到，吴鹤臣家境尚可，在北京有两套房、一辆车，却在筹款时勾选了“贫困户”的标签。

截图来自吴鹤臣妻子微博

公众与媒体质疑的焦点在于：吴鹤臣有车有房，为什么还要向社会寻求捐助？

这样的质疑很中国：熟人社会沿袭下来的资源动用路径是“涟漪式”的——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在需要动用资源时，先寻求最亲近的人群（家庭）的支持，家庭的财产不够支付时，到亲朋好友处借钱。只有当熟人圈子都借遍了，才向陌生人求助。吴鹤臣在家中财富基本还“按兵不动”的情况下启动网络筹款，这大大冲撞了“先近后远、先亲后疏”的传统。

本文不打算就“家境尚可能否寻求捐助”的老话题选边站队，只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吴鹤臣家人能筹到这么多钱，而大多数人不能？

试想一下，如果所有人都能像吴鹤臣家人一样，得了病就能顺利筹到治病钱，那就不存在什么争议了。但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在治病时所产生的经济压力只能自己承担、家庭承担，但有少数人却能通过筹款的方式让社会分摊。在获取公共资源的时候，大家的机会是不是均等的？

在求助者与捐赠者相互看不到对方的网络筹款中，“可见度”是一个关键问题。即在资源有限，尤其是捐赠者的注意力有限的前提下，谁能被“看见”，谁就有机会得到救助，甚至有可能得到超额的救助。在此过程中，管理着求助项目“可见度”的中介机构扮演重要角色，他们的遴选机制、推送方式决定了谁能被看到，谁不能被看到。

过往的经验表明，依靠一个权威组织来甄别、推荐求助项目的机制是不够有效的，不仅难以避免利益冲突的问题，而实际筹款效果也不佳。从这个角度来说，水滴筹等互联网筹款平台的崛起回应了个人救助机会不均等、筹款效率低的问题。这是一种机制创新，是值得肯定的。

但新机制带来了新问题：以水滴筹为例，平台管理求助项目“可见度”的方式让其自由发挥。患者家属想得到救助得自己卖力包装、分发筹款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把个人求助变成了一个“比惨秀场”，所以吴鹤臣家人勾选“贫困户”标签的“误操作”就很好理解了。

更易引发公众不满的是，在这样的筹款机制下，有更多社会资本与更高媒介素养的人会获得更好的机会。吴鹤臣相声演员的身份、德云社的出身为他加了很多分，这是他的家人在短时间内在网上筹到这么多钱的关键因素。在互联网筹款平台上，个人社会资本的差距被进一步放大了。

如果把个人求助视为一种财富的再分配，目前互联网筹款呈现出来的趋势是资源向有资源的人倾斜。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动员社会资本有什么过错，或者筹款平台应该限制他们的求助的权利。但关键在于，要设计一个更好的机制，回应社会对“不公”的关切，避免互联网筹款成为加剧阶层分化的推手。

在这种机制的设计中，让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是至关重要的。历史无数次证明，“强中心”就是容易出事，哪怕是这个中心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社会责难都一定会落在这个中心头上——谁让你的权力太大了呢？

我比较期待专业的公益组织能在这种机制的设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本该是社会公平、多元价值的守护者，但在目前技术崛起的“去中介化”的背景之下，他们的社会功能被弱化了。事实上，公益组织“非营利”的属性特别有利于与各个利益相关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平衡各方诉求时有独到优势。

对于复杂社会问题，我们不应期待有什么救世主。技术平台不是灵丹妙药，当然公益组织也不是，集众人所长，共商、共建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