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救援队动用直升机转运紧急医疗物资至湖北(图片来源于中新网)
本次疫情危机暴露一个核心的社会治理矛盾: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对接极不顺畅,也不匹配。
譬如企业也好,公众也好,对本次疫情的援助都很积极热心,但问题是支援物资高效送到了,却因政府的低效分配能力,一直卡着发不出去。
政府当下依旧遵循“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治理思路,希望一切都由政府主导。
这个“举国之力”管理体制,在物资困乏、经济、信息不发达时期或很有用,也很高效,但在互联网时代就显得效率极其低下。
以舆论风暴眼中的湖北红十字会为例,在慈善物资发放中,还按传统的人工填表方式汇总需求,再按领导评估分配,然后通知领取,最后以单位介绍信来核查验证,工作流程不能说不严谨,工作节奏可以说达到了能力和人力的极限。
可网友为什么还极不满意呢?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互联网的高效和便利。
医院方面频频告急,网友们围观叫骂,记者不断查访,湖北红十字会疲于应付层出不穷的公关危机,于是漩涡中的人都满腹委屈,都在极度情绪化中自说自话,从而让事件真相远离,矛盾激化了,但问题没得到根本的解决。
一方面“大政府”包办一切的传统管理机制已不高效,甚至力不从心;
一方面“小社会”早已悄然演化为“大社会”,无论人才、资金,还是技术、工具,社会或民间力量(以大平台企业为代表)已经非常强大,互联网技术加持的信息网络和物流网络,也特别容易一体化高效运作。以湖北红十字会分配物资为例,他们辛苦、纠结,忙了几天都没干好的事,随便交给一家专业物流企业,就是分分秒秒的事,而且高效、精准、可控。
可遗憾的是,民间潜伏的多股专业力量,一直没被充分激活,更没有和政府的社会治理高度融合,从而造成当下大家都觉得尴尬又着急的现象:政府很忙但力不从心,民间力量闲置但也只能干着急。
关键问题分析清楚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就显得如丝一般顺滑:
政府要学会适度分权,学会和民间力量,共建共享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学会节制领导欲望,不必事事主导,不必事事指导,许多公共事务,如何监督到位才是政府最应该操心的。
以慈善事业为例。从某种程度上讲,慈善事业是国家道德和社会伦理的贞操带,而不能是某些政绩或个人的遮羞布。慈善一旦被亵渎或玩弄,国民诚信肌理必然会大面积溃烂。最近新闻报道说多个老人捐钱抗疫,把钱捐到派出所,想来真有些伤感,民众捐款无门是为何?是不认?还是不信?
无论如何,中国的慈善体制亟待校正升级,具体改进建议如下:
1、放弃慈善垄断。调整慈善事业结构,鼓励民间力量办慈善,并在资质申请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官办慈善组织和国际慈善组织,都要控制在一定比例。
2、修改慈善法规。强调特殊国情而降低慈善监管水平是毫无道理的,一定要按照国际成熟经验修订增补相关管理条例,强制信息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监督;同时建立高级别监管机制,在人大和政协分别增设慈善委员会,人大侧重立法层面,政协侧重监督层面。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等官办慈善组织建议退出政府体制,杜绝慈善特权滋生的各种腐败和民心塌方。
3、建立国家慈善/公益大数据中心,专业大数据公司托管,政协慈善委员会监管。在立法层面,引导宗教组织、上市公司、大企业的公益基金、社会责任报告以及明星、企业家的个人慈善,统一纳入大监管体系;鼓励成立企业级、协会级、自组织(记者协会、医师协会、科学家协会、工程师协会)级的民间公益智库和专业志愿者人才库。
4、鼓励企业、公民多献爱心,多做慈善,向日本学习,在慈善管理细节上要贴心到位。譬如企业或个人的捐款抵税,一定要高效、智能、便捷,同时每年要给捐款的企业和个人,邮寄感谢信和荣誉证书(电子版)。
5、鼓励中国企业根据企业优势和行业特点,建立专业的公益组织和应急志愿服务团队。譬如顺丰可建立紧急物资航空志愿团;淘宝、京东可建立紧急物资公益数据库和虚拟仓库;抖音、优酷、B站等视频平台可建立公益频道,打造一些高质量的公益节目;微博、微信可建立慈善/公益舆论大数据观察平台,每年出一些公益数据分析报告;总之,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献爱心亦是如此。
6、大企业家向比尔·盖茨学习,成立高水平,有国际影响力的慈善基金会和慈善组织,鼓励把爱心送出去,向世界传播中国正能量。
注:本文节选自《痛中思痛的十个战“疫”思考和建议》
文章来源:共益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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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段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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