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车公司组织的志愿车队，装备齐全，清一色的黄色防护服十分晃眼。（图片来自荆楚网）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界都想尽一份心力，民间捐赠热情之高涨，近十余年来只有2008年汶川地震时可堪比拟。但是，募集的款物由湖北红会、武汉红会等几家指定机构统一接收的安排，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民间的捐赠热情，而随后湖北红会、武汉红会低效、混乱的运作也充分证明了他们完全不堪大任。
募捐款物统一上缴，是为“募缴令”。幸好，这个错误终于要被纠正了。
2月14日，民政部发文《慈善组织、红十字会依法规范开展疫情防控慈善募捐等活动指引》，其中第五条、第七条提及：
五、……根据疫情防控工作的实际需要，充分尊重和体现捐赠人的意愿，合理分配使用捐赠款物。除定向捐赠外，重点支持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等疫情严重地区。
七、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接收的定向捐赠物资，按捐赠人意愿委托送达或由捐赠人直接送达最终使用单位。对于可以直接送达最终使用单位的非定向捐赠物资，由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协调捐赠人直接送达最终使用单位或指定地点。
尽管《指引》并未鼓励慈善组织独立自主地为疫区募捐，但已不再强调“统一调配”，也不再要求慈善组织须将募集的款物交由湖北红会、武汉红会等几家指定机构，取而代之的是“充分尊重和体现捐赠人的意愿”、“由捐赠人直接送达最终使用单位”等说法，这被坊间普遍解读为默许民间慈善组织自由行动，备受争议的“募缴令”实际上解除了。
从“统一调配”到“尊重捐赠人意愿”，期间一波三折，这既是民意得到了回应，也是整个社会在付出了相当代价之后对经验教训的总结。我们应当看到，这是两种社会治理机制的长期博弈，是集中所有资源，让一个中央处理器调配分发，还是让民间自发形成一个网状结构，鼓励点与点之间自主对接？
我们国家历来有集中资源的传统，也创造了诸如“十天建成火神山医院”这样的伟业，但这样的经验并非放之四海皆准，至少在为疫区医院、特定人群筹集物资的事情上，民间的自主对接展现了显而易见的优势。
01 “募缴令”始末
疫情爆发时，武汉政府最先提出“捐赠款物，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
1月23日，也就是武汉封城当天，武汉市新冠肺炎防空指挥部发布第3号、第4号通告，指定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接收社会捐赠。
第4号通告：捐赠的款物，原则上由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将依法、依规公布捐赠物资的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随后，湖北政府跟进，并强调由指定机构“统一接收捐赠”。
1月26日，湖北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指定了湖北省红十字会、慈善总会、青基会三家机构统一接收捐赠。
同日，民政部发文动员慈善力量“依法有序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公告中提出：
“慈善组织为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募集的款物，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接收，除定向捐赠外，原则上服从湖北省、武汉市等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的统一调配。外地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在疫情应对响应终止之前，不派工作人员、不发动组织志愿者进入湖北省。”
从时间线上看，民政部的公告主要是响应了疫区政府的要求。
1月27日，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强调所有捐赠的物资一定要通过红十字会，它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捐赠者、捐赠的东西能够及时准确登记在案，捐赠的物资、资金的使用能够登记在案。”他称，“只有这一条通道，可能有些不方便，在此我也抱歉，这么做就是为了我们统一归口，避免在现在疫情防疫防治的这个过程中由于混乱，被某些人或者有一些人来钻空子。”
但是，统一归口红十字会为武汉战“疫”带来了更大的混乱。
1月26日-30日期间，新闻媒体频繁曝光医院代表被拒于红会仓库门外，无法及时得到医疗物资的混乱局面，而“莆田医院口罩事件”、“政府公务车”司机从“后门”领走口罩的新闻更是让公众群情激奋。一面是仓库里堆积如山的物资与网络上汹涌的舆情，一面是窘迫的人手与落后的管理机制，在巨大的张力下，武汉市红十字会主动放弃了“募缴权”。
1月30日，武汉市红十字会发布6号公告，对定向捐赠流程做出调整。境内外单位或个人如有定向捐赠医院，可直接与定向捐赠医疗机构对接，确认后可直接将物资发往受捐单位。
事实上，捐赠医疗物资发放由卫健委决定，红会并无分配权。时任武汉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陈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网友）经常网上骂我们，我们挺委屈的。”当地红会在人手上捉襟见肘。陈耘透露，其时武汉市红会只有十个人，湖北省红会有二十多个人。“客观来说，面对这场疫情以及随后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大量捐赠，我们确实预料不及，准备不足。”
人人都骂红会，但红会只是一个背锅侠。
2月14日，民政部发布《慈善组织、红十字会依法规范开展疫情防控慈善募捐等活动指引》，正式提出“根据疫情防控工作的实际需要，充分尊重和体现捐赠人的意愿，合理分配使用捐赠款物”，“募缴令”解除。
现在的问题是：“募缴令”会否卷土重来？
02 两种机制的博弈
需要指出的是，“募捐统缴，由政府统一调配”的做法并非武汉首创。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2008年汶川地震的760亿捐款中，约有八成进了政府账户，和救灾拨款一并使用。在2010年玉树地震中，民间所募款项也被要求汇缴到青海政府，由政府按灾后重建规划统一使用。
但对于募捐统缴的安排，民间慈善组织、民营企业一直不太同意。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曾透露，在汶川地震时，加多宝公司要求有关部门披露捐款用途，被拒；到玉树地震时，加多宝拒绝向政府指定机构捐款，执意把款物捐给了自己信任的公益机构。其时，五部委下文要求所有捐款汇缴给青海省人民政府，但遭到了13家基金会联合抵制。
清华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近日撰文指出，将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募集社会资源、补充财政专项的途径，是政府一直有的惯性思维和做法
事实上，中国社会组织自1980年代发生以来，政府办社会组织，用于解决体制内的职能转型、人员分流、社会服务资金短缺等问题，就是中国社会组织设立的一条主要路径。在2004年以前，基金会基本就是政府设立，向社会募集资源，补充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直到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单设出非公募基金会的类型，才为民间资源独立办基金会打开了一扇窗户。
——贾西津
有评论指出，如今公众对募捐统缴的不满，是因为人们已习惯了互联网时代的高效和便利。疫区政府沿袭过往做法，赋予红会等指定机构统一接受物资的权力，但因权力与能力的严重错位，导致红会遭受了自“郭美美事件”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
各级政府反复要求红十字会“依法、依规公布捐赠物资的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但此举并未缓解舆情，反而招致了更多的质疑。南开大学教授王星近日在一篇论文中解释了这一现象：随着红十字会组织透明化程度的提高，其内部的能力短板问题被曝光的机率也会极大增加。如果不改变组织对体制内的偏好与依赖，其组织能力建设的内生动机就无法激活。
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民间社会在此次疫情中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
在疫情爆发时，有超过40余家湖北医疗机构通过网络渠道向社会求援，其中既有武汉市的大医院，亦不乏一些县级医疗机构。其时，正常的官方物资供应渠道已经失灵，大批医院不等不靠，绕过政府直接向社会求助，而民间社会在收到救援信号时的反应极为给力。
率先动起来的是华中科技大学校友会等与疫区关系密切的社团，毕竟同学师友乡亲受难，人们行动起来是不可能等上级指示，也无须组织动员的。1月29日，就在国内口罩已几乎被抢购一空时，华中科大德国校友会首批援助物资（2.5万套防护服，24万副口罩和4000个护目镜）在北京清关，并搭乘北京飞武汉的EMS专机抵达武汉。
▲华中科大德国校友会查看德国产品标准。（图片来自中国科学报）
我们观察到，两个原因使得“民间自主对接”的机制比之过往产生了更大的能量。
一是各类社团的进一步成熟。在此次武汉救援的大潮中，各类企业家组织、基金会、校友会，还有企业和个人都以各种形式行动起来了。
“饭圈女孩”的表现抢眼，有人评价其为武汉疫情中最高效的民间物资救援队伍之一。长期为偶像明星“应援”、“打榜”让这些粉丝团发展出很强的组织能力与行动能力，当湖北医院相继发出物资求助公告时，数以万计的口罩、护目镜、防护服，已经在“朱一龙公益应援个站”、“蔡徐坤粉丝-国王街”等明星粉丝团的统筹下陆续送达前线。
▲18家粉丝团联合应援的公益物资（图片来自微博）
二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让分散的人群能在短时间内响应同一个议题，迅速完成细致的分工，并实时交流工作动态。互联网公司在这场救援中做出巨大贡献，正是腾讯、阿里、美团、京东、顺丰等互联网公司的高效率运作，给多元社会组织的行动提供了条件。
当然，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民间自主对接”机制必然优于“中央集中配置”机制的结论，“中央集中配置”的机制在抗疫正面战场上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甚至可以说，举国动员能力是抗疫的基石，但正如贾西津所指出的：政府只要对社会组织的参与持开放态度，财政资源和捐赠资源可以各就其位，形成互补。如果政府在其中搭建平台作用，信息共享、各方协调，同样可以形成强大的资源动员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秩序。
这次的经验教训很惨痛，我们需要痛定思痛，在下一次灾难来临时，可不能重蹈新冠疫情的覆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