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中，有两个慈善组织备受关注，一是红会，二是韩红基金会。当然，此红非彼红，一个官办，一个民办；一个有财政补贴事业编制，一个得自己筹款付钱雇人，原本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但在抗疫的过程中，由于疫区红会的表现太过糟糕，而韩红不仅有炮轰官办慈善的经历，还在救援中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民意，因而形成了一种“打擂台”的观感。
韩红基金会受到的关注，本质上是人们对民间慈善行动的一种情感投射。在红会受到普遍质疑的情况下，人们需要一个鲜明的形象来挽救对慈善的幻灭感。这时，韩红以一个批判者的姿态出现，在红会公信力的废墟上树立起了新的形象。在某个时段里，赞美韩红，就是赞美民间慈善行动，赞美民间慈善行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赞美韩红。
有人看不惯这样的赞美，也不愿意看到公众在批判红会的背景下捧起韩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试图证明：即便红会不怎么样，韩红基金会也好不到哪里去。
2月13日，网友“司马3忌”向北京市民政局实名公开举报韩红基金会存在违法行为，并罗列了不少“证据”，舆论一时哗然。
2月20日，北京民政局对举报作出回应，称“韩红基金会自成立以来，总体上运作比较规范”，“但也发现部分投资事项公开不及时，在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前有公开募捐行为”，要求韩红基金会“限期改正”。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大问题没有，小问题是有的。这一回应也被坊间解读为“官方挺韩红”。
但我们也应当看到，韩红基金会并不完美，把韩红捧上神坛是危险的。事实上，不独是韩红，我们也不应该把任何民间公益人士捧上神坛。韩红基金会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展现了民间公益本来应有的样子：善良、热血、说干就干、人人可公益。民间公益不需要完美，需要的是参与的凡人。也正因为不完美，民间公益才能及时修正，不断迭代，以适配复杂社会的多元需求。
不少人以为韩红是一个公益新人，其实正好相反，要是论资排辈，许多资深公益人都得称呼韩红一句“老师”。韩红最早的大型公益行动可追溯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那时，韩红爱心团队为灾区募集并捐赠了约330万元的善款与大量物资。
2008年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现代公益元年，当年在汶川地震与北京奥运两大历史性事件的刺激下，中国民众的公益活力与志愿热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到企业家群体的行动者从四面八方涌入，各式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现所谓现代公益慈善的“涌现”现象。
韩红基金会是那个“涌现时代”的遗产。汶川地震之后，韩红组织多名志愿者成立“韩红爱心行动”的自组织，并在随后数年参与了包括2010年玉树地震在内的多场救援活动，至2012年5月，大概是为长久计，“韩红爱心行动”升级为“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成立（所以司马3忌举报得找北京民政）。
要理解韩红参与公益的方式，“志愿者组织”是一个关键词。与壹基金等职业化的公益基金会不同，韩红基金会更像是一个崇尚亲力亲为的志愿者团队。韩红开发了“百人援藏”、“百人蒙”、“百人援贵”等百人援X系列公益活动，一般采用志愿者组织的方式，大多数情况下，韩红会亲自上阵，带领一支浩浩荡荡的志愿者车队直接杀到救灾一线。众多明星志愿者的参与是韩红基金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些志愿者大多以韩红为纽带，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韩红朋友圈在组团做慈善。
▲一众明星参与百人援甘活动，从左至右为：蒋欣、金池、韩红、毛阿敏、于莎莎
我们翻阅了韩红基金会2015-2018年的年报，该基金会的活动主要有两类：一、灾害救援；二、以“白内障诊疗”为主的复明义诊。灾害救援大抵是捐钱捐物，不必多说，而白内障义诊值得留意，这是一个颇能反映志愿团队审美取向的慈善项目。
我接触过不少资深志愿者，他们在回顾自己最感动的公益体验时，往往会说起自己帮助白内障病人复明，然后看着TA拆开纱布的那一刻。实施白内障手术虽耗费不少，但见效快，效果好，能让志愿者在短时间里感受到改变的发生，故深受一部分中产志愿者的喜爱。
综上，韩红基金会是一个在气质上颇为传统的慈善组织，他们的功能不在于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组织志愿者行动，业内术语叫“执行型基金会”。但韩红基金会与许多执行型基金会所不同的是，其有显著的名人效益，在吸纳资源与媒体宣传上呈现出更高的社会动员能力，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行善方式与许多民间志愿团体并无本质区别。
当然，韩红基金会还是很有特点的，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调。
韩红基金会出征，那是出了名的高调。不少一线公益人都在灾区见过韩红的连绵数十辆车的志愿车队，车队往往统一型号、统一logo标语，走在路上简直不要太拉风。这样的做法，一方面与其公益模式有关——民间基金会，低调有时候就意味着筹不到款；另一方面，也与韩红本人的个性不无关系。
▲疫情期间，有网友拍到写有“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60台救护车出现在武汉火神山医院门外
韩红对自己的“高调”并不讳言，她某种程度上把自己视为布道者，她曾在采访中说过：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宣传者，希望更多人能够看到自己所宣传的慈善事业，让更多人投入到慈善事业中来。
事实上，韩红基金会名气虽不小，资金规模却并不大。据其2015年的基金会年报，当年收入合计2490多万元。至2018年，这个数字不升反降，基金会收入仅为2300多万元。这样的资金规模在中国也就是中小型的基金会，举个栗子，同是主打救灾的壹基金，2018年度总收入为2.87亿元，相当于12个韩红基金会的收入。
真正让韩红看上去特别高调的，还是因为她语出惊人的言论：
“敢言”是韩红一大标签，这为她赢得了很高的人气。但有时候把话说得太满，在某种程度上也给自己挖了坑。比如这次，“一包方便面都可以公示”的言论惹来了司马3忌，举报者扬言要“寻找韩红的方便面”。
客观而言，韩红对某些基金会的批判固然大快人心，但“一包方便面都可以公示”说法也实在太夸张，虽然理论上能做到，但在实际操作中也没谁真的这么干，韩红基金会本身也没做到，否则也不会被勒令“限期改正”。
“一包方便面都可以公示”在措词上显然是欠缺考虑的，但这就是韩红。她不会字斟句酌，谨言慎行，她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这正是她的可爱之处，也正是公众追捧她的原因，因为这样很刚，很“燃”，很热血。
在此次“举报韩红基金会”的舆情中，恶意找茬的司马3忌固然令人不齿，但其罗列的证据也反映了部分问题。我们简单地梳理了一下司马3忌的举报材料，发觉他主要对信息公开不全、违规公募、年度支出违规和挪用善款等4个方面进行举报，其中关于支出违规、挪用善款等指责纯属无稽之谈，在此按下不表，但其反映韩红基金会信息公开不全、违规公募的情况则确有其事，有必要探究一番。
一、信息公开不全
自媒体“海蜂法务”制作的一张图清晰地说明了问题，其黑色的✔是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事项，红色的✔是韩红基金会实际披露的事项：
从这张表可以看到，韩红基金会在2015年以前缺项颇多，尤其是比较重要的年度报告、审计报告也欠奉（我们能找到的最早的基金会年报是2015年）；2015年以后，披露的信息有所健全，但也有投资信息披露等缺项，司马3忌正是抓住了这一漏洞，在韩红基金会的投资理财问题上大做文章。
二、违规公募
要是严格执行相关法例，韩红基金会“违规公募”也是实锤。
韩红基金会取得公募资质的时间是2019年8月，这意味着，在此之前韩红基金会是没有公募资质的，但据其官网透露的信息，韩红早在2008年就开始组织公益活动，期间多次在官网上发起公开募捐，这些操作合情，合理，但并不合法。
事实上，所谓的“违规公募”是中国慈善事业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中的普遍现象。在1949年到1978年间，中国是一个由政府包揽一切的“总体性社会”，没有民营企业，也没有民间公益机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间慈善事业与民营经济一道复苏，但由于慈善事业仰赖私有财产，慈善事业发展也滞后于经济活动。
至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民间公益机构才算有了正式的身份，但即便是有了身份，其中绝大多数基金会也未被赋予“公开募捐”的资格，他们须与官办慈善机构进行合作，“借船出海”。但是，个别官办机构的效率有目共睹，民间公益人对此颇有微词，韩红在采访中对“某某基金会”的吐槽，就是在描述着那一段历史。
至2008年，公益元年的大爆发激活了人们的志愿精神，在此后数年里，民间公益机构打擦边球募捐的行为蔚然成风，直至2016年，《慈善法》出台才终结了一个野蛮生长的时代。要真追究起来，“违规公募”可算是民间公益机构的“原罪”，但这并非是公益人士的过错，皆因慈善立法与社会认知滞后于慈善事业的发展。
综上，韩红基金会的成长与跌宕是中国转型时期的产物，他们并不特别优秀，但做的事情很实在，也很有感染力，属于公众喜欢，政府乐见，媒体应该大力鼓励的一种类型。但我们同样也需要看到，韩红基金会更多关注个体救助、短期问题，而现阶段的中国，还需要更多不同类型的组织，去关注社会建设等中长期问题。因而，把韩红托举得太高是不合适的，这是一种捧杀，既不利于韩红基金会的发展，也容易一叶障目，不利于一个多元慈善生态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