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救灾十年后，公益慈善行业集体反思

摘要：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开启了中国慈善的新纪元。2018年，社会各界纷纷围绕这一事件展开了纪念活动。这些纪念活动从多个纬度对中国慈善过去十年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与反思。其中，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在《慈善蓝皮书》出版十周年之际，组织评选了“2008-2018 中国公益慈善十年十大热点事件”，为历史留下了一份重要的参考底本。

关键词：公益慈善   救灾   纪念   反思

十年前的2008年，震惊中外的汶川大地震，顷刻间波及国内10个省（市），让4000万余同胞深陷危难之中。大灾难的惨烈，激发了无数国民的恻隐之心，在当年的中国大地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举国救灾大行动：民间捐款捐物达762.14亿元、491万志愿者和300多家民间组织赶赴一线。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实战催生了一大批民间公益组织，同时也让政府和社会看见这些扎根社区、灵活性高、协作性强、跨界多元的组织在重大公共事件处理中的巨大能量。这使得2018年被称为“中国民间公益元年”。自此，中国的公益慈善从官办慈善、富人慈善、边缘化的小圈子公益实践走向平民化、主流化。志愿精神、民间参与、官民互动、企业公益等词汇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

在随后十年里，国内民间参与灾害救援，无论是组织数量、还是动员和投入的资源规模都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从井喷式发展到组织化专业化发展、法治化建设。社会组织数量增多、公益捐赠规模扩大、公益项目多样、公益活动影响范围更广……据统计，2008年全国社会组织大概约30万家，而截至2018年5月，国内社会组织已经达到816410家。这个多元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也伴随着行业深刻的自我批判和建设。这无疑是转型期中国的一大历史印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王振耀院长在接受记者采访中曾表示，现在看回汶川地震对中国慈善水平的影响，不仅提升了十年。

2018年，在汶川地震的十周年纪念，公益慈善领域通过举办研讨、评选等方式，总结民间参与抗灾社会救灾的经验，追溯由救灾开启的民间现代公益十年发展的得与失。

民间救灾组织的回顾与经验总结

在2008年以前，几乎所有的灾害救助，都由政府主导和实施。而汶川地震彻底打破这种局面。几十万志愿者短期内赶赴灾难现场，在紧迫的时间点自发形成合力，筹集和调度物资、安置安抚受难者、开展灾后社区重建、实施助学与生计等服务，和地方政府官员既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唐昊曾这样论述：“2008年之后救灾权的垄断被逐步打破，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在中国的治理结构中，第三部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此后‘社会治理’的概念出现于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在随后的地震、水灾、台风等自然灾害中，民间参与救灾越来越活跃和训练有术，从个人到组织化，从民间自发到官民协同，从单打独斗到平台共建，逐步走向专业化之路，并形成基金会筹款和资助、在地组织服务、平台网络支持等格局，成为政府所重视的力量，被嵌入中国社会的防灾救灾体系。

在汶川地震救灾十周年之际，诸多民间救灾组织或平台开展纪念活动，回顾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十年，梳理和总结经验，为未来的参与寻找方向。

2018年4月26日至28日，“灾后社区重建行动学习网络”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召开“纪念5.12十周年：铭记 同行 重生”研讨会。该网络是由南都公益基金会、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和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联合资助，由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于2014年11月启动。作为灾后社会服务人才支持项目，它旨在形成本土的行动学习网络，联合灾后社区服务的一线行动者和学者，分享、梳理、研习过往汶川地震、芦山地震、鲁甸地震等灾后服务中的本土经验，提升中国本土灾害社会服务水平。2017年5月，该网络出版了集体书写成果“灾害启示录系列丛书”《现场：生命激荡的2008》、《凝视：生命与公益交融之旅》、《坚守：从“映秀母亲”到“山里码头客栈”》3本著作。这些著作既有记录历史、总结救灾经验之价值，也讲述了网络成员参与救灾的生命故事，鲜活呈现了时代底色下，在大灾难面前，行动者的个人道路选择所造就的不同际遇。

研讨会邀请了灾害社工和农村社工领域的专家，灾后重建中的基层政府代表、社区民众，扎根灾后社区重建的社会组织、行动者、青年志愿者等不同利益相关方的代表，除了邀请与会者重回地震现场，以物理空间的体验与生命故事分享的方式回顾历史，更重要的是不同方代表围绕灾害应对进行对话。透过不同灾害亲历者、一线服务者的回顾，重现灾后社区实践场景，梳理和反思灾后重建的成果及经验，探讨面向未来的防灾减灾救灾议题，为今后救灾领域的行动提供借鉴。

比如，在芦山地震后创设的“雅安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通过在雅安各个县（区）建立其分中心、在重灾乡镇建立服务站的方式，迅速搭建起了一个省市县乡四级扁平化服务平台体系，成为社会组织与灾区群众的信息对接桥梁。这个社会力量参与救灾机制的探索，为党委政府与社会力量“跨界合作”提供有效的衔接，发挥更好统筹协调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的作用。这一模式在此后的茂县“6.24”山体滑坡、“8.8”九寨沟地震等灾害救助中起到积极影响。

2018年5月7日，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共青团四川省委及多家社会组织在北京共同举办“灾害风险管理助力脱贫攻坚——512汶川地震周年研讨会。会议强调了社会力量是参与救灾减灾的重要力量，特别回顾了民间组织在参与灾害风险管理的创新对乡村灾后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全面发展的推动。

2018年5月11日，中国慈善联合会携手爱德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北京蓝蝶公益基金会、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等14家慈善机构在四川成都举办社会力量救灾论坛。论坛主要目的在于探讨在减灾防灾救灾工作中如何建立政社协作机制、加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促进企业参与救灾协同等议题。参加者有来自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学界的200多位代表。

论坛回顾了2008-2018年灾害管理体制十年变迁，回顾从汶川经验到雅安模式的救灾体制变化，还梳理减灾防灾救灾中的政社关系，探讨政社合作机制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启示、推动社会参与减灾救灾中如何开展资助、应急救援中志愿者参与及管理模式的变化等议题。

2018年11月24日至26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借2017年会在成都举办之际发起“汶川十年，重走救灾公益之路－因灾诞生的中国公益力量及其发展演变”活动，组织15名参会者奔赴汶川、雅安等曾经的地震灾区一线走访学习，与观察学者、一线组织、社区居民以及相关部门进行互动交流，探寻2008年汶川、2013年雅安地震以来，基金会在灾害领域扮演的角色作用，以及民间公益发展的历程和脉络。

微信公众号“益生信”研究了2010年完成的南都公益基金会“5·12灾后重建资助项目”评估报告和2012年完成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512’灾后重建项目”评估报告，追溯报告中的灾区重建项目，通过了解这些项目如今的活跃程度，讨论地震救灾的历练和基金会的资助对民间组织的发展产生的深远且积极的影响。报告发现，当年被资助的机构中，至今仍活跃的占65.57%。这些处于活跃状态的机构，其项目价值得到很好的延续。

除了对汶川地震后十年民间参与救灾的发展和经验进行梳理，行业中也有从失败的一面进行反思。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王雨副教授等人在四川灾后重建的案例研究结果指出，基金会、一线组织和受灾人群之间由于目标和价值理念不同而在实际项目操作中存在分歧，加之一线组织经验不足等问题，导致项目无法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但也不可否认，这个分歧和博弈的过程，也促使公益人反思，持续推动从救灾、重建到防灾减灾的专业化。

中国公益慈善十年十大热点评选

汶川地震的纪念也伴随着行业对中国现代公益十年的总结与反思，其中，最受瞩目的事件是中国灵山公益促进会在2018年6月8日首先发起的“2008-2018中国公益慈善十年十大热点评选”。活动以评选的方式，借此推动社会系统回顾中国公益慈善领域十年发展的经验、教训、共识和趋势。22个提名备选热点中，有的是极大促进行业发展的新思想、新技术或新政策，有的则是反映行业深刻检讨或挑战的重大事件，有的甚至开启了整个行业的新局面。

投票于6月15日23:59结束。73名专家、3445名公众参与投票。6月20日，在“2008-2018中国公益十年高峰会暨2018年《慈善蓝皮书》发布会”上， “2008-2018中国公益慈善十年十大热点评选”结果出炉。十大热点以2008年的汶川地震为序幕，以2016年《慈善法》出台为终章，回顾了中国公益慈善领域高速发展，而又充满争议的十年。它们记录着中国公益慈善十年里极具历史意义的里程碑，也是民间参与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记载。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教授黄浩明在发布评选结果时对“十大热点”的特点进行总结，他认为这些事件体现了“社会治理体系重构、透明度与责信提升、企业与民间的制衡、法制化规范化专业化、全民参与度提高、互联网与公益创新”的特点。

而在行业中扮演议题引领、开展社会价值投资和支持行业发展的基金会，在十年中成长以及未来的走向也深受关注。2018年11月22日至23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8年会在苏州举办。这是基金会论坛的第十次年会，612家机构与会，其中，莅临现场的基金会有252家。大会回顾十年来中国基金会的发展，认为基金会已经成为国内公益慈善领域的基石力量，在解决社会问题、引领社会创新、带动行业发展方面发挥着独有作用。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林文镜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刘洲鸿、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志云等人则表示，中国公益行业还很小，大多数民间草根公益组织生存艰困，而资助型基金会太少，不利于行业发展。他呼吁，“基金会的资源要更多地流向民间，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起公益慈善的公信力，这对于构建中国公益慈善系统的良性生态非常重要。”

此外，《公益时报》等公益类媒体也从捐赠渠道、透明度、志愿者体系等多个角度进行采访和报道，呈现十年来公益慈善的发展与挑战。

汶川救灾十周年纪念的价值

2008年，中国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团体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登场。历经十年的成长和实践，这个不断壮大的组织群体，已经与社会转型的方方面面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上述活动可见，在汶川救灾十周年之际，从纪念到回顾再到总结和展望，民间组织又再次集体登场，从民间参与救灾到公益慈善行业成长，进行一次深刻的集体反思，为行业下一步发展奠定基调。

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张强从民间救灾对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影响的角度，认为汶川地震后中国全面进入社会力量多元参与的灾害治理阶段，随着灾害应对“四川经验”的形成，实现可持续的灾害应对“中国模式”也应运而生。他指出：十年来，我国应急管理预案、体制、机制和能力有了跨越式的进展，逐步形成参与式、赋能型。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多次肯定了当下的救灾行动比十年前更丰富和成体系化，曾用“人类历史最精彩的一幕”来形容中国民间组织在汶川救灾后的发展。

社会力量救灾论坛从多个角度总结民间救援的发展，认为10年来，社会力量逐渐深入参与到各项救灾活动中，呈现出积极的变化：政社企合作从制度化到生态化演进；社会力量的应对从专业化走向精细化、从注重效率走向效率与风险兼顾。

512汶川地震周年研讨会则总结，我国参与自然灾害救援的公益组织数量、投入救灾款物规模不断递增，涉足的救援领域、救援方式和服务方式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救灾模式从属地救灾逐渐转向联合救灾，从单纯的紧急救援转向防灾减灾、备灾、救灾以及灾后重建全领域灾害风险管理，救援项目从“赠予式”向受益人“参与式”、“合作式”多重模式发展等。

在肯定民间救灾价值和能力发展的同时，更多的声音还体现在对未来发展空间的探讨。中慈联副秘书长刘佑平强调了救灾行业平台的价值，认为亟需解决行业不够规范有序、信息不够畅通、协调机制尚不健全等问题，还提出国内救灾需进行行业标准化建设、提升专业能力、促进合理分工，实现协同联动；张强主任提出灾害应急管理机制要从以城市为中心的部署，转向以社区为基础，除了需要高科技，更要接地气、能够配合第一响应人的低科技。壹基金秘书长李弘在《公益华夏》专访中强调要加强社区在防灾减灾中自救互救的能力；《南都评论》在5月10日的报道中，曾以志愿者身份参与汶川救灾的刘国强表示，更适合民间高效参与的未必是救灾，而是灾前的工作。他认为这一点在民间救灾行业已经得到很好的共识，但有专业能力的机构非常少。而王振耀院长也指出，目前针对民间救灾管理人才专业化的培训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救灾能力的培训存在学术性、理念性培训强，系统化、专题性、应用性和工具性弱的问题。民间救灾的机制性建设受到关注，但救灾程序性的不断完善还比较弱。

对于公益慈善行业的回顾，新京报评论，这十年民间公益组织从松散的志愿者到职业化的社会组织。民间公益组织得到了身份的确认，但仍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南开大学教授朱健刚在“2008-2018中国公益十年高峰会”上发表十年观察《中国公益慈善十年的转型与争议》。他将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十年称之为“黄金时代”， 认为这十年间见证了一个相对独立、广泛参与和普遍自主的社会在逐渐形成，公益慈善在中国不断主流化，并在转型、争议和创新中走向现代化。在整个社会领域，公益慈善公共话语从扶贫济困转变为现代慈善概念；民间公益组织迅速发展，并产生了很多支持性的非营利发展机构，在功能上进一步细分，推动慈善行业体系的建设；现代公益慈善规则也在不断深度嵌入到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中，《慈善法》等现代公益慈善制度在中国逐步建立；理性化、工具化和平民化让公益慈善的性情机制从以前的雷锋精神转变成为普通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行为。而争议则体现在关于公益与慈善、慈善与商业、官办与民间等，虽然争议一直存在，但也存在融合的趋势。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公益班的一次关于“中国公益慈善十年：回顾与展望”的分享中，朱健刚还提到，中国公益慈善呈周期性发展，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同时和社会变革杂糅在一起，还具有不确定性。他认为，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区块链将在未来十年间对公益慈善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与机遇，公益慈善行业要把握好机遇并顺应时代的潮流来迎接下一个十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团则认为过去十年行业一直思考问题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比如慈善与公益的关系、政府与公益慈善的关系、公募与私募的边界等等。她认为随着慈善制度的建设、社会治理改革与创新、互联网募捐平台的发展，许多原先的边界在打破，新的融合、合作、集群在发生。而新的思考方向则是，在当下国内外大格局变化中，中国公益慈善面临巨大机会和挑战，如何改革体制、培育机制、增强活力、贴近现实。杨团指出，首要且很重要的新方向是要打破“公益小圈子”，进入政、产、学、研、社共商的平台型思维和共同协作的行动。民间公益慈善组织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同时又要具有促推其他各界发挥优势的能力。她提出，要在这个方向上走好，就要在《慈善法》的指导下制定共同遵守的规则，建设更多、针对性更强的平台型组 织和社区集群型组织。

对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王振耀在受访中提到需加强与政府、政策对接与合作的能力，在应对大的社会需求时能快速做出调整，实现较快成长。

综上所述，以汶川救灾十周年纪念为契机，公益慈善行业自发组织了一系列回顾活动。无论是对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总结，还是基于灾后公益慈善发展十年的梳理，主流的观点都认为，民间组织经历十年的锤炼，已经从发育逐步迈向成熟，趋于理性和专业化，呈现更强的主动性和协作性，并嵌入社会治理体系中，呈现“跨界合作、多元治理”的趋势。而从反思和评判性建设方面，来自学界和实践界都提出了对行业未来的展望，指出面向国内外格局和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公益慈善应该如何应对挑战而获得更长足的发展。更好地面向未来，是对过去最好的纪念，这是救灾反思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