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会系统的崛起，是近年来显著的慈善现象。地方慈善会不仅成了不少当地企业在捐赠时的首选，在互联网募捐市场上也愈发有号召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小额捐赠。在近几月的抗疫募捐中，慈善会系统的筹款额全面领先民间基金会，一个新的慈善格局正在形成。
据中科院统计，截至3月1日，132家头部的民营企业累计捐赠现金（不包含实物捐赠折算）达58.9亿元，慈善总会是主要的受捐对象之一。37%的捐赠（21.79亿元）给了全国各地红十字会系统、慈善总会，15%的捐赠直接给了医院，仅有5%的捐赠给了非营利性公益社会团体。
▲ 出处：《152强民企的捐赠画像：力度与偏好》（中国社会科学院）
不仅企业的大额捐赠青睐慈善会，网民的小额捐赠也呈现出相似的偏好。
据方德瑞信团队统计，截至3月2日，慈善会系统累计在互联网募捐平台上筹款超过10亿元，占总筹款额64.3%，而民间基金会在同一时段筹款额为5.56亿，仅比慈善会系统的半数多一点。而值得注意的是，上线筹款慈善会组织只有78家，而基金会有118家；每家慈善会组织平均筹款额近1300万元，而基金会的平均筹款额在470万元左右，两者间有接近三倍的差距。
▲ 出处：抗击新冠疫情——互联网筹款平台数据统计分析（截至3月2日）【方德瑞信公益筹款简报第四十八期】
我们观察到，在此次抗疫募捐中，慈善会系统的渠道优势十分明显。
“公益资本论”团队统计了在3月21日前在官网发布疫情募捐总额的65家慈善会机构，数据显示，单是湖北地区15家慈善会就筹集了价值超过80亿元的物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经由疫区外的地方慈善会筹得的。非湖北地区的49家慈善会累计筹款超过30亿元（含物资），这些款物大多都经由慈善会系统的渠道送往了疫区。
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并非所有慈善组织都获准进入疫区。1月23日，武汉封城，除几家指定的官办慈善组织与个别民间团队外，大部分慈善组织即便筹集了物资也不得其门而入。而慈善会系统作为官方渠道之一，有独到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官方渠道不止慈善会一家，红会系统、青基会系统同样具备这样的资质，但他们并未像慈善会系统一样展现出这样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我们观察到，在此次疫情中，平时分散运作的各地慈善会连结成一个整体，这在筹款市场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集群效应，吸引了大量企业、社会组织、民众通过各地慈善会组织进行与抗疫有关的捐赠。
以深圳慈善会为例，他们吸引了来自社会的多元捐赠，捐赠主题既有企业，也有个人，还有民间的慈善基金会；捐赠的物资既有口罩、防护服等其时急缺的医疗物资，也有像“加多宝凉茶”这样的自家产品；捐赠用途也很多样化，既有捐给疫区医院的，也有的捐给本地福利中心，甚至有通过深圳慈善会为湖南某医院作的捐赠。
深圳慈善会在某个时段里成为了当地一个捐赠款物的协调中心，它为深圳市民、企业、社会组织提供与捐赠相关的公共服务。
广州慈善会一个捐赠案例也颇能说明问题。一名冯姓女士，在国内疫情爆发期间正好在欧洲旅行，听闻疫情发生，她与朋友一同采购了近10万元的医疗物资，想要捐回国内作防疫之用，但在寄送回国时遇到了麻烦。其时规定，所有境外捐赠的物资，须经指定机构办理手续才可免缴关税。后来，广州慈善会为其填报入关手续，解决了这一问题。
我们认为，人们选择慈善会的原因也许并不复杂，便捷与性价比是主要的考量标准——这跟我们选择快递公司的逻辑相似，目前，大多数捐赠人只在乎他们的捐赠意愿能否得到有效实现，并不在乎是由哪家慈善组织来执行的，哪家方便，就选哪家。
在慈善组织群体中，慈善会系统一直是个颇为特殊的部门。自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以来，全国各省、市、县相继成立慈善会组织。截至2013年6月，全国慈善会数量增长到1996个，覆盖中国大陆所有省市地区。自此，全国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慈善运作系统，一般由各级民政部门直接管理。
在这场由政府主导的抗疫运动中，慈善会系统被视为政社联动的主渠道之一，尤其是在疫区封城、全民禁足的情形下，民间基金会抵达受助人群难度较大，客观上强化了慈善会的渠道优势。
但需要指出的是，慈善会系统在筹款市场上的强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2018年的腾讯99公益日里，深圳慈善会以黑马的姿态杀出，在三天的机构排行榜中稳居前二。在市场化竞争中名列前茅，这刷新了不少人对慈善会组织的认知。而事实上，深圳慈善会早于2017年99公益日便实现了同比410%的筹款增长，所谓的“黑马”，其实是蓄力已久。
深圳慈善会的高光表现并非个别现象，自2016《慈善法》出台以来，不少地方慈善会重装上阵，在近几年里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在疫情期间，上海慈善会基金会、重庆慈善会、山东慈善会、广州慈善会等十余个非疫区慈善会组织的筹款额均超过了1个亿（含物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一批地方慈善会已具备了亿元级的筹款能力，但不同地区的慈善会筹款能力有很大的差异。截至到3月21日，在非湖北地区的慈善会体系里，最多的筹到了4.87亿元，最少的仅100余万（仅限在官网公布数据的机构），筹款额前十的非疫区地方慈善会既包括上、深、广这样的中心城市，也包括了像贵州省这样欠发达地区。
这推翻了我们此前一个猜想，既慈善会筹款多寡主要由地方经济发展决定。事实上，经济发达地区的慈善会筹款未必高，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慈善会筹款未必低，慈善会的运作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嵌套在当地政企生态中，但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一个精明强干的管理团队有可能通过积极经营让某个慈善会脱颖而出。
慈善会在筹款市场上的异军突起，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官办慈善组织在市场化转型中所取得的成效，尽管我们不能以筹款的多寡来评判其转型是否成功，但想要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筹款市场上获得捐赠，不尊重捐赠人的意愿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认为，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慈善会在认真地考虑、并回应捐赠人的需求，这些慈善会在运作中会同时受到官方与民间两种意志的影响。
当具有政策优势、渠道优势的官办慈善系统开始规模化地回应民间需求，这会产生怎样的可能性？考虑到中国政企之间良好的合作传统，这与近年来另一个重要的社会潮流——商业向善——大概率会出现叠加效应，从而重塑公益慈善行业资源上游。
我们估计，一方面，慈善领域的政社协作机制有望得到完善，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部门资源的创新项目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但在另一方面，公益慈善格局面临洗牌，一些同质化、也无核心优势的项目，或被整合，或将退出历史舞台。
所有的机构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在下个十年，什么才是自己的核心优势与立身之本？
文章来源：共益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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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黎宇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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