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国家公祭，武汉开城在即，是时候对潜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了。
在此次战疫之中，公益慈善领域有几个现象让人印象深刻：互联网公司的全军出击，慈善会的重新崛起、韩红基金会的一枝独秀。在整个社会陷入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仰仗的依然是政府、企业、演艺明星。
相对而言，民间的慈善组织、基金会未能在危机中担起重任，筹款能力不及官方机构，执行能力不及民营企业，除了新阳光等个别突出的公益机构外，整体表现乏善可陈，在抗疫中存在感极低，今后何去何从，成了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中国民众的公益活力与志愿热情一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到企业家群体的行动者从四面八方涌入，但是，当灾难所带来的社会能量被消耗殆尽，其派生的社会运动逐渐停滞了。
统计数字有时候会带来繁荣的幻觉：据《社会组织蓝皮书：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8）》，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0.3万个，而在2008年，这个数字是41.4万个。10年里翻了近2倍，看起来形势喜人，但社会组织数量的增加却未必带来社会力量的真实成长。
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在疫情发生后，曾动员一些平台型机构积极行动，积极参与。“他们对此都非常慎重，说要考虑研究一下。这也反映出经过多年发展，我们社会组织在应对不同类型突发事件的专业能力、对突发事件的回应性、速度、效率还是不够，这也是未来行业需要反思和提升的地方。”
需要反思的地方很多，我仅提两点，权当抛砖引玉：一、公益机构需要找回社会动员力；二、“资方”的权力过大，众多公益相关方的价值被忽视了。
在这十余年间，许多公益机构有了更多的全职人员，更好的办公室，更多的财务预算，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从业人员的视野越来越多地局限在机构内部，对社会事件、思潮失去了应有的敏感。
回顾过往，那些由公益慈善领域成功推动的重要变革，比如免费午餐、冰桶挑战、99公益日等，往往是得益于社会运动的成功引导，而不是某个组织大发神威独力完成的。
以“冰桶挑战”为例，2014年，由美国一名前棒球选手发起的ALS冰桶挑战，就成功地发展为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发起者并不“拥有”这一品牌，反以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鼓励更多人参与。正因其“去中心化”的设计，这一运动得以风靡全球。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敏锐地捕捉了这一机遇，在中国首倡“冰桶挑战”，成功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渐冻人”的关注。
“引领运动”和“发展组织”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运动是没有边界的，人们因一个彼此认同的目标而聚集，各种社会力量都有可能被卷入，有机会创造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而组织是强调边界的，决策者往往优先如何能让组织活得更好，并满足于一些增量改进。
诚然，发展组织与引领运动并不冲突，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问题，但要警惕一种现象：每一个机构都面临着真实的生存压力，不少机构在求生存的过程中，逐渐就忘了为什么而生存，只记得“要生存”的本身了。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近期刊发《美国慈善的八个刻板印象》一文，作者以批判的姿态分析了不少美国慈善的问题，有些问题同样值得我们的深思：
“关于慈善最大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它仅指富有的捐赠者赠与大笔钱财的行为，而且数额越大越好。某种意义上，这一误解是可以理解的：大额捐赠能够获得最多的公众注意力。但这也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它忽视了其他各种慈善行为的意义，把个人捐赠者偶像化，也未能认识到集体捐助的重要性，它让我们忽视了社会变革因何发生的重要问题。”
这一刻板印象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中国慈善的发展诚然离不开一个又一个大额捐赠者的慷慨解囊。但是，大额捐赠者的重要性被过度强调了，舆论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更多慈善相关方的声音与贡献，小额捐赠者、一线工作者、慈善组织者、理念倡导者、专业人士、社群领袖的价值没有得到足够的体现。事实上，缺了他们，变革就不可能会发生。
一线公益人、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创始人郝南近期在接受采访时提出质疑，认为不少基金会常常摆出“我出钱你们来申请”的姿态，而不是与一线机构一起来商量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近年来，大量资金涌入公益慈善领域，不少拥有资金的机构以“资方”自居，表现得“高人一等”，把执行型的机构视为“伙计”而非“伙伴”，许多慈善行为的意义被稀释了——我们清楚地知道，以当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金钱远远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
我们需要认识到，有远见的公益慈善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这显然需要打破边界，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社会力量。每一个相关方都特别重要，我们需要小额捐赠者持续以捐赠的形式关注某个社会问题、需要一线工作者带着使命感工作、需要慈善组织者更好地配置资源、需要理念倡导者以更有感染力的方式进行传播、需要专业人士在各个维度提供技术支持、需要社群领袖确保这些公益项目、理念有效地到达人群，并反映社群呼声，当然，我们同样也需要大额捐赠者慷慨解囊并带来企业家精神。
对于公益部门来说，紧迫且实际的是，不能再仅凭简单的假设、或者决策者对某个领域的刻板理解来制定行动计划，得做更多的研究与学习新的知识，要准备好接受此前的认知是错的，认识到事态的发展也许会把我们引往一个全新的未知领域，这要求我们有更多求知欲与同理心。
文章来源：共益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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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黎宇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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