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的还没来得及体面地谢幕，新的已经迫不及待的奔涌向前。
在这几年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益慈善行业也不能幸免，从高举民间社会旗帜的NGO ，到专业性的服务机构，再到新商业的介入与平台型组织的兴起。从业者往往刚树起新的三观，又被下一波浪潮击得粉碎。
在这样的一个剧烈变动的新时代，怀旧者看到“危”，创变者看到“机”，怎样在新的形势下定位自己，并找到机会？
在资先生看来，在后工业社会的数字经济、互联网的激发下，“新公益”已经出现，其逻辑有别于过往以基金会为中心的“现代公益”模式，社会企业、共益企业、影响力投资等新实践的出现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资先生一贯在“资本主义演变”的大背景下解读公益，这在国内是独树一帜的。她的文章有很强的历史感，又不乏对创新前沿的关注，总能为读者拨开迷雾，看见全貌。
文：社会创新小组，该小组是由《财富的责任和资本主义演变》一书作者资先生组织和领导的研究小组
一、 简单的回顾
人类社会自从有财产、有分配不均的情况开始，就已经有慈善行为——这是从人性来的。任何宗教、哲学都倡导人要向善，有幸者自愿帮助不幸者就是发扬人性善的一面，这就是慈善的起源，古今中外都一样，只是手段和规模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及当前的后工业化社会。本人2003年出版的《散财之道》主要介绍了一百年来最发达的美国工业化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模式，属于第二阶段。
到了后工业社会，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数字经济、互联网时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模式，姑称之为“新公益”，以别于前一百年的“现代公益”。
2015年出版的第四版题为《财富的责任和资本主义演变》一书，根据新的发展做了增补，从第十三章起介绍“新公益”，该书的序言中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新公益的诞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现实需要。其理论的提出者是被誉为经济战略思想家的几位教授，而积极拥抱这种模式，大力倡导并付诸实施的是商界和政界的精英。他们并非像有人怀疑那样既想得慈善之名，又不愿放弃赚钱，也不是纯粹理想的利他主义……这里特别要提到的因素之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危机感。弱势群体的实际需要有增无已，而且日益复杂化，单纯的公益捐赠和政府的福利政策都不足以应付。而且如果两极分化的趋势继续下去，政府的税源和传统公益慈善的财力也会日趋枯竭，因此有的学者提出新的公益模式……
他们创造了“包容性资本主义（inclusive capitalism）”，或称 “包容性商业”、“包容性繁荣”、“创造性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演变”等等，其含义可称为“全民资本主义”，即设法改变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反对不平等的分配制度、制约财富向上集中。普拉哈拉德（这一模式的理论创始人之一）还提出了以全球“金字塔底层（BoP）”人群为服务对象，用市场的手段提供改善经济地位的机会。
具体模式有多种说法，例如社会企业、共益企业、影响力投资，等等。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是指有规模效应的投资，引用徐永光先生的话，只做小而美是不行的，一定要能够推广，这个模式能够复制，能够大范围应用，帮助很多人，才可以做下去的。如果“影响力投资”容易引起歧义，也可以翻译成“产生规模效应的投资”。另外，有了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等各种各样检测社会需求的手段，供需双方都出现巨变，也有助于新公益有的放矢的运作。
既能营利又做公益，称之为“社会企业”。必须明确的是，“社会企业”是另一种部类。否则一般企业只要不做坏事，满足消费者需求，都可以自称“社会企业”。从办企业的角度，首先得有一个具体的公益目标，营利服从这个社会目标，这意味着颠覆了公司以利润为首要目标的传统，也就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造。于是出现“资本主义演变”这个提法。那是2015年西方的一些精英提出的。当时英国的查尔斯王子、美国的克林顿、罗斯查尔德家族的后代，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等等，联合一些银行家以及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商学院的资深教授一起开会，提出：现在贫富悬殊严重，老办法难以解决，要开始一种新的“包容性资本主义”，创造了“资本主义演变”这样一个词。《财富的责任》一书对此已有详述，此处不赘。那本书的材料截止到2015年，以下主要简述自那时以来的新发展，以几件带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为代表。
二、最新的标志性事件
2019年8月19日，有美国将近200家顶级企业的CEO参加的“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通过了一项声明，到9月份，其中一百家知名的大企业CEO签名联署，正式公布——凡是举世知名的制造、金融、保险、IT、航空等等企业诸如摩根、大通、苹果、谷歌、花旗银行等等都在里面。
声明的核心是从传统的公司为股东（shareholder）的利益最大化负责的目标，改变为对“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负责。所谓“利益攸关者”是以下几种人（括号内是本文作者的解释）：
1、客户；一如既往满足其要求，保证物（或服务）有所值。（也就是杜绝假冒伪劣）
2、员工：不仅提供公平的报酬和福利，还要支持他们通过不断培训和教育，获得新的技术以适应急剧变化的世界。培养多样性、包容性和尊严。
3、供应商和其他有关公司：公平对待，符合道德规范，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也就是不搞恶性竞争）
4、所在社区：保护环境，尊重居民的诉求。（例如排污、强行拆迁、占领绿地之类的事都不能做）
5、股东：创造长期价值，保证透明和有效沟通。（当然还是要赚钱的，但不保证利润最大化，也不一定年年都赚钱，只是必须让股东理解）。
这项声明言简意赅，却意义重大。它明确颠覆了几十年来各大公司以及华尔街遵循的法则，以诺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1970年在《纽约时报》一篇文章中的名言为代表：“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该“商业圆桌会议”自己也曾在1997年发表正式文件宣称：“公司经理和董事会的首要职责是为股东服务”。这也是各州公司法的原则。在实践中，为此往往不择手段。新的理念上世纪80年代一些先行者已经提出，以后陆续为个别企业和企业家接受并付诸实践。实际上，在此前，美国德拉华州带头为共益企业通过新的公司法，其他各州陆陆续续跟上，迄今已有37个州和地区有了新的公司法。
毋庸赘言，促使各大企业下此决心，是由于他们日益感受到民众对社会两极分化强烈不满的压力。2019年春，摩根大通公司的CEO戴蒙（Jamie Dimon）首先提议对“圆桌会议”的年度声明进行修改，推举强生公司CEO格尔斯基（Alex Gorsky，时任“圆桌会议”管理委员会主席）执笔起草，完成这一文本。格尔斯基说他履行这一任务时觉得自己像是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足见这一声明的重大意义。这些对美国，乃至国际社会，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顶级跨国公司终于正式承认这一原则，宣称以改变资本主义为已任，称这一事件具有里程碑性质应不为过。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文件开宗明义对自由市场经济大力肯定，认为它是“为大众创造良性就业机会、强劲而可持续的经济、促进创新，以及健康的环境的最佳途径”，并历数企业在这一经济中起的重要作用。这一大前提与一百多年前卡耐基的《财富的福音》异曲同工，强调绝不是要推翻现有制度，而是改善它。所以是资本主义“演变”，也是拯救资本主义。
这并不是匪夷所思的空口号，它跟20世纪初美国的进步主义改良一样，在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矛盾尖锐化时，群众运动迭起，表达不满。但是最后改革方案的设计需要社会精英，特别是金字塔尖上的那些既得利益者，切实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非改不可，才能有效地实施。底层老百姓归根结底是弱势群体，即便在民主制度中，只能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愤懑和不满，造成声势，真正要实现改革还得有资源、有实力、有社会影响力，最终有赖于这样一批有觉悟的社会精英开始行动。这是指“和平演变”，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只有从底层揭竿而起了。
不过，如有的论者指出，这一声明的缺陷是并未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因此还不能令人完全信服。这些大企业在美国政治中都是举足轻重的，他们可以影响决策，可以对国会施加压力，促使其通过有利于改革的立法，等等。下一步如何行动，还需拭目以待。可以想见，在诸多利益面前实施起来一定道阻且长，一百年前的进步主义改革大约用了20-30年，这一次估计可能更长。
2019年经济学诺贝尔奖颁给了三名对扶贫的经济理论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Banerjee）、艾斯特·杜芙洛（EstherDuflo）和迈克·克雷默（MichaelKremer）。根据诺奖评委会的说明，三位获奖人的贡献首先是延续并发展了“发展经济学”。（按：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族独立运动高涨，出现很多新独立国家，这些国家走什么道路发展经济的问题提上日程，“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遂应运而生。）他们的学术领域属于“发展经济学”，在不到20年的时间改变了这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以他们的试验模式揭示了大量的实质性成果，大大改进了缓解全球贫困的能力。
1、视角不是以国家为单位，而是以人为单位。他们关注的是分门别类的贫困人口，研究如何让这些人脱贫。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贫困根源也是不一样的，需要研究每一种致贫的根源。这是一个全新的角度。因此他们的研究属于微观经济学而不是宏观经济学。
2、结合社会学调查方法。这几位学者大概用二十年的功夫，做了非常细致的接地气的田野调查，把大问题分解成一个个小问题，深入社区对特定的人群跟踪调查很多年，搞清楚这群人受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避免凭主观臆测给帮助对象一些其实不是他们急需的东西。
3、和心理学、行为科学相结合。有时某一人群之所以穷，同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不完全是物质因素。
4、建成可以普及的模式。在此以前已有不少人这样做调查，许多新公益也强调因地制宜。这几位学者的贡献是把多年的实践提炼成一种模式，建立许多实验室，吸引很多年轻学生加入——这类调查需要的人力、耐心和时间是非常多的，培养大批人才，后继有人非常重要。因此他们的模式足够成熟，可以推广。
他们的研究在扶贫的大题目下，分五个领域：教育、健康、行为偏好、性别与政治、信贷（指是否得到贷款）。在调研方法上采用“随机可控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即类似医药的“双盲试验”——在特定时间内，对条件相同的两组或多组人群使用或不用某种干预手段，跟踪观察其效果。现举教育和行为二领域为例以见一斑；
1、教育领域：有一个生动的案例：某个地区已实行义务教育，学童辍学率较高，并非由于家庭贫穷。几位学者做了多项实验后，发现主要是当地儿童普遍长蛔虫，长年身体不舒服，影响学习。所以首先需要治蛔虫。在帮助他们服用治蛔虫药两年后成效显著，出勤率提高80%。他们又进一步研究蛔虫的来源，发现是饮用水不卫生的问题，但是并非没有合格的清洁水源，而是当地居民或者不知道，或者付不起费用。于是又进一步试验，研究在哪一种付费制度下，居民获得卫生饮用水最上算，从而最多人乐意使用。另一项有关的试验是蛔虫药的价格如何定位才是对双方都合理，从而可持续的。解决了辍学问题，再进一步，还有教学质量问题。为提高小学教学质量，他们就不同的班级的人数、教科书的选择以及教师的激励制度分别进行试验，看哪一种干预手段效果最好……诸如此类，步步深入。这些研究基本上都采取上述“随机可控试验”。然后根据研究的结果决定采取扶贫措施。
2、行为领域：三位获奖者从2000年开始做了一系列试验，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一些早已证明有高产效果的、简便的现代技术为何长年不为非洲小农所使用。于是他们在肯尼亚西部的农民中间进行了一系列长期跟踪试验。以使用肥料为例，开始认为可能问题在于农民不懂得正确的使用方法，或者是资讯不畅通。经过基于这一假设的干预试验后，似乎效果不显著。于是第二阶段，对肯尼亚种玉米的农民在肥料价格上进行试验。结果发现，以超低折扣销售肥料来吸引特别贪便宜的农民，效果并不理想，远不如在收获季节以少量折扣大量供应，更能吸引农民购买，因为那时农民手里有钱。如果不顾农时，即使免费运输外加补贴，也不如选择恰当的时节。此项研究于2011年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在此之前，杜芙洛和班纳吉已经在13个国家的贫苦家庭做了类似的试验。这项试验的巨大影响在于提出了一项理论：对扶贫对象如何做抉择进行心理研究能取得有的放矢的效果。与一般经济学的数学模式不同的是，此项研究必须是在现实世界中的特定人群中进行。
这几位诺奖得主的工作及其倡导的方法，与本文阐述的新公益，诸如共益企业、影响力投资、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等等做法是吻合的。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精准扶贫”。不是只根据收入的数字来确定帮助的对象和内容，而是过细地针对帮助对象的实际需要。另外，必须关注扩大覆盖面的可行性。因此他们的可以作为新公益的一部分。至于其对经济学的价值，有待经济学界研究，做出评价。
另一方面，他们的理论和操作模式也有局限性，要进一步推广，还需视各国的情况。以中国而言，暂时只能作为参考，需要做很多改变才能同中国的条件结合起来。例如他们首先要做大量的田野调查，当地政府配合必不可少，但是又不得干预。研究者必须维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受政治利益和政绩诉求的影响，所以调查工作通过自愿的NGO来做，而不与政府官员合作；但是做完调查得出的结论，设计出需要推广的改进的方案，或提出政策建议，则需要政府参与，甚至主导。这其中是有悖论的。所以他们的调查大部分在非洲，肯尼亚是一个重点，那里形势相对稳定，而政府又比较合作，他们的活动余地比较大。还有在印度部分地区，因为得奖人之一班纳吉就是印度人，而印度治理比较分散，相对容易选到合适的点。
2019年10月，福特基金会资助21家大学和高等学院计算机专业310万美元，用于27个项目，以促进技术用于公共利益。这21家大学都是“公共利益技术大学网络”成员。这些项目的宗旨是向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传达一种理念，希望他们毕业后在择业中首先考虑公共利益，而不是首先考虑报酬最丰厚的单位。
这种做法二三十年前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和西北大学已有一些尝试，主要是对商学院的学生而言。原来商学院的课程都是教授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也就是怎样以最小的成本赚最多的钱。如果毕业生将来要做公益，总是要先进华尔街，或者一些大企业，致富以后再捐出钱来做公益。而新的目标是把新公益的观念与教学相结合，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开始就以对社会有益为宗旨，毕业后创业伊始就把公益理念结合进去，这就需要对商学院的课程进行一番改革。现在将这一理念引进计算机专业，就大大扩大了覆盖面。在智能化的时代，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受到这样的理念的熏陶，对将来的企业文化会有重大影响。
这么多家大学为了“公益利益”的宗旨而联合起来，是基于共同的理念，顺应正在兴起的“技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新领域。其最终目标是培养新一代有公民意识的技术人员和技术政策制定者。不过它们缺少资源和策划经验，如今得到福特、新美利坚和休莱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有了大规模实施的资源，在计算机技术无处不在的方今世界中，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现略举几个例子以见这些项目的内容：
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项目是举办暑期实习，让计算机专业的高材生到当地、州、或联邦政府的保护消费者机构去实习；乔治亚理工学院设立一项奖学金，让计算机专家和社会科学家一起合作研究应对南方从历史到现存的不平等问题；弗吉尼亚大学设计了一门跨学科的研究生课程，名为“公共利益创新”，教授如何应对政府及其合作伙伴所面临的实际社会问题。（按：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常与社会团体合作以解决社会问题）
在美国，一般私营企业比公立单位和NGO薪酬高，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大多是后者。所以需要从在校时期起，就引导学生毕业后选择后者。为此，首先需要教师们改变观念，因为他们往往鼓励学生选择高收入的私人企业。但是在“义”“利”之间一味要求学生舍利取义、“无私奉献”，是不切实际的，还需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其利益，才能持续。基金会提出的方案是设立某种资助项目，减免学生偿还贷款，以补偿其在薪酬方面的损失（按：美国大学生很多是贷款付学费，毕业后分期偿回，所以免偿贷款有一定吸引力）。目前这还只是开始，效果如何，还有待今后几年中的实践验证。
4、从同情（sympathy）到共情（empathy）——捐赠态度的变化
▲安德鲁·卡耐基
☆ 1、卡耐基《财富的福音》
现代公益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卡耐基于1889年发表的《财富的福音》百年来一直是公益思想的经典。其思想要点：
1、肯定财富集中造成贫富扩大是文明进步不可避免的代价。也就是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一切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考虑是从承认以上基础的大前提出发。
2、改良的必要性。但是由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财富过于集中，贫富过于悬殊，造成多数人的痛苦，需要加以改良，否则这个社会难以为继。
3、富人对社会改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富人不但应该把余财都捐出来用于对全社会产生最佳效果的事业，而且要成为他的穷苦兄弟的经纪人，以自己高超的智慧、经验和经营才能为他们服务。
4、为此，不要等死后捐赠遗产，而要生前处理剩余财富，以便“最优秀的头脑”策划为公众福利的最佳领域。
1、提出捐出财富为社会谋福利是富人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不单纯是发善心做好事；
2、明确反对滥行布施，不要“授人以鱼”而要“授人以渔”，以培养穷人获得谋生的能力为目标，而不是解决一时的困难；
3、基于对机会平等的信仰，把公益的目标定为创造或改进平等竞争的机会，为此，主要的捐赠领域为教育和健康。最后一点成为社会共识，因此教育与健康是形形色色美国公益基金会最普遍的课题。
另一方面，《财富的福音》所表露的理念仍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主要是坚信富人都是由于特别优秀而成功的，所以要以自己“高超的智慧”为穷兄弟服务。主张生前捐出财富，为的是可以由捐赠者亲自指定钱的用途。因此现代基金会尽管基于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授受之间没有恩赐关系，但仍免不了潜在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 2、逐步加强平等的观念
百年来，《福音》所倡导的精神仍影响着蓬勃发展的、百花齐放的美国公益基金会。不过在实践过程中有所变化，总的趋势是淡化捐赠者意愿，成为独立的机构。一些大基金会至少在两三代之后完全脱离原捐赠者或家族的掌控，卡耐基基金会也不例外。在理念上平等的观念也逐步加强。如洛克菲勒、福特等大基金会的捐赠领域的设计都包括与社会改良有关的项目。
世纪末崛起的慈善家比尔·盖茨自称深受《福音》的影响，但是他的平等观比卡耐基更进一步。他之所以集中致力于防治非洲的流行病，是基于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因为他们夫妇发现非洲儿童大量死于美国早已绝迹的流行病，既然非洲儿童理应与美国儿童有同样的生存权，此种现象就是不能容忍的。在当前的疫情中，盖茨基金会照例一马当先做出自己的贡献，至4月中旬已捐赠2亿5千万美元。基金会现任会长马克·苏斯曼就款项的用途发表长篇文章，一开始再次强调，“即使在当前的危急情况下，我们如何使用资源的出发点一如既往，在于我们的基本信仰，即：所有生命的价值都是平等的。由于我们知道瘟疫对最贫穷和最脆弱的社区打击最严酷，因而我们的资金主要导向那里”。
又如股神兼慈善家巴菲特，他认为有人（包括他自己）因投资得手而成巨富，与优秀教师、英勇士兵所得的回报不相称，是绝对的不公平，因此富人理应拿出钱来回馈社会。而且他认为盖茨基金会比自己更善于管理，就把一部分善款交给他们打理。这就与卡耐基认为富人智慧和才能超过穷人，要替他们经营财富的理念大相径庭。也就是承认财富高度集中的途径包含不平等的因素。因此，公益捐赠的意义超越富人帮助穷人，而是补救这种不平等。
☆ 3、以新的《福音》取代旧的《福音》
福特基金会现任会长沃克（Darren Walker）于2019年出版新著《从慷慨到正义：新“财富的福音”》更进一步系统地阐明了这一思想。书的标题开宗明义，就是更新卡耐基的《福音》所传递的公益理念。其中心思想就是平等。首先承认财富的积累途径是不平等的；然后指出迄今为止的公益行为中也有不平等的因素——授受双方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作者现身说法，认为自己虽然出身弱势群体（黑人），历尽艰难屈辱，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社会精英阶层，但是仍然意识到自己还是幸运者，享有某种特权，并不证明自己就比仍处于不幸中的人优秀。这是做公益的前提。
捐赠者以及从事公益的人士需要进行探索和反思，承认自己的视角带有特权性质：要努力去了解未知之事从而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以谦卑的态度进行捐赠，设身处地为接受方着想；致力于治本而不是处理事物的结果；鼓励有勇气站出来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认识到个人的解放是与群体捆绑在一起的，明确公益的目标是社会正义，最终促进实现符合正义的民主制度。所有这些都指向对现有社会制度，包括公益模式进行改良。
书中各章列举不同的案例以说明上述思想。总之，新的《福音》主要是认为富人并不必然比穷人优秀，而是由于机遇或特权。从事公益事业不仅是出于同情心，而是“共情”——换位思考，为弱势群体设身处地设想，切实体会他们需要什么。这点与上述诺奖得主的扶贫思想相吻合。因此公益仅仅帮助人脱贫，缓解矛盾是不够的，主要是要改良现存的社会，消除其不平等的因素。为此，需要对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造，变“赢者通吃”为“包容性”的资本主义。
这样，大资本家、学者与公益人士不约而同达成了共识，回到了本文的主题“新公益”。这是从观念到实践的一场革新。从逻辑推理，当前的疫情应该推动这项改革，特别是各相关的企业面临“义”与“利”的选择，如何兑现其承诺，将拭目以待。
文章来源：共益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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