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6日，汶川县水磨镇的公路被毁，上海公安消防救援队徒手在地震废墟中搜救幸存者。

十年前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波及国内10个省（ 市），让4000多万同胞深陷危难之中。这场大灾难的惨烈，激发了无数国民的恻隐之心，在当年的中国大地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举国救灾大行动：民间捐款捐物达76214亿元、491万志愿者、300多家民间组织赶赴一线。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实战催生了一大批民间公益组织。同时也让政府和社会看见这些扎根社区、灵活性高、协作性强、跨界多元的组织在重大公共事件处理中的巨大能量。这使得2008年被称为“中国现代民间公益元年” 。

自此，中国的公益慈善从官办慈善、富人慈善、边缘化的小圈子公益实践走向平民化、主流化。志愿精神、民间参与、官民互动、企业公益等词汇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

在随后十年里，国内民间参与灾害救援，无论是组织数量、还是动员和投入的资源规模都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从井喷式发展到组织化专业化发展、法治化建设。社会组织数量增多、公益捐赠规模扩大、公益项目多样、公益活动影响范围更广。

据统计，2008年全国社会组织大概约30万家，而截至2018年5月，国内社会组织已经达到816410家。这个多元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也伴随着行业深刻的自我批判和建设。这无疑是转型期中国的一大历史印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王振耀说，现在回看汶川地震对中国慈善水平的影响，不仅提升了十年。

2018年，在汶川地震的十周年纪念，公益慈善领域通过举办研讨、评选等方式，总结民间参与抗灾社会救灾的经验，追溯由救灾开启的现代民间公益十年发展的得与失。

在2008年以前，几乎所有的灾害救助，都由政府主导和实施。而汶川地震彻底打破这种局面。几十万志愿者短期内赶赴灾难现场，在紧迫的时间点自发形成合力，筹集和调度物资、安置安抚受难者、开展灾后社区重建、实施助学与生计等服务，和地方政府官员既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学者唐昊曾这样论述：“2008年之后救灾权的垄断被逐步打破， 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在中国的治理结构中，第三部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此后‘ 社会治理’的概念出现于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

在随后的地震、水灾、台风等自然灾害中，民间参与救灾越来越活跃和训练有素，从个人到组织化，从民间自发到官民协同，从单打独斗到平台共建，逐步走向专业化之路，并形成基金会筹款和资助、在地组织服务、平台网络支持等格局，成为政府所重视的力量，被嵌入中国社会的防灾救灾体系。

在汶川地震救灾十周年之际，诸多民间救灾组织或平台开展纪念活动，回顾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十年，梳理和总结经验，为未来的参与寻找方向。

除了对汶川地震后十年民间参与救灾的发展和经验进行梳理，行业中也有从失败的一面进行反思。学者王雨等人在四川灾后重建的案例研究结果指出，基金会、一线组织和受灾人群之间由于目标和价值理念不同而在实际项目操作中存在分歧，加之一线组织经验不足等问题，项目无法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但也不可否认，这个分歧和博弈的过程，也促使公益人反思，持续推动从救灾、重建到防灾减灾的专业化。

2008年，中国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团体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登场。历经十年的成长和实践，这个不断壮大的组织群体，已经与社会转型的方方面面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上述活动可见，在汶川救灾十周年之际，从纪念到回顾再到总结和展望，民间组织又再次集体登场，从民间参与救灾到公益慈善行业成长， 进行一次深刻的集体反思。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多次肯定了当下的救灾行动比十年前更丰富和成体系化，曾用“人类历史最精彩的一幕”来形容中国民间组织在汶川救灾后的发展。但王振耀也指出，目前针对民间救灾管理人才专业化的培训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救灾能力的培训存在学术性、理念性培训强，系统化、专题性、应用性和工具性的弱的问题。民间救灾的机制性建设受到关注，但救灾程序性的不断完善还比较弱。

社会力量救灾论坛从多个角度总结民间救援的发展，认为十年来，社会力量逐渐深入参与到各项救灾活动中，呈现出积极的变化：政社企合作从制度化到生态化演进；社会力量的应对从专业化走向精细化、从注重效率走向效率与风险兼顾。

5·12 汶川地震周年研讨会则总结道： 我国参与自然灾害救援的公益组织数量、投入救灾款物规模不断递增，涉足的救援领域、救援方式和服务方式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 救灾模式从属地救灾逐渐转向联合救灾，从单纯的紧急救援转向防灾减灾、备灾、救灾以及灾后重建全领域灾害风险管理，救援项目从“ 赠予式”向受益人“ 参与式” 、“ 合作式”多重模式发展等。

在肯定民间救灾价值和能力发展的同时，更多的声音还体现在对未来发展空间的探讨。 中慈联副秘书长刘佑平强调了救灾行业平台的价值，认为亟须解决行业不够规范有序、 信息不够畅通、协调机制尚不健全等问题，还提出国内救灾需进行行业标准化建设、  提升专业能力、 促进合理分工，实现协同联动；

对于公益慈善行业的回顾，新京报评论， 这十年民间公益组织从松散的志愿者到职业化的社会组织。 民间公益组织得到身份的确认，但仍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南开大学教授朱健刚在“2008～2018中国公益十年高峰会”上发表十年观察《中国公益慈善十年的转型与争议》。他将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十年称之为“黄金时代”，认为这十年间见证了一个相对独立、 广泛参与和普遍自主的社会在逐渐形成，公益慈善在中国不断主流化，并在转型、争议和创新中走向现代化。

朱健刚指出，现代公益慈善规则也在不断深度嵌入到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中，《慈善法》等现代公益慈善制度在中国逐步建立；理性化、工具化和平民化让公益慈善的性情机制从以前的雷锋精神转变成为普通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行为。而争议则体现在关于公益与慈善、慈善与商业、官办与民间等， 虽然争议一直存在，但也存在融合的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团则认为过去十年行业一直思考问题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比如慈善与公益的关系、政府与公益慈善的关系、公募与私募的边界等等。她认为随着慈善制度的建设、社会治理改革与创新、 互联网募捐平台的发展，许多原先的边界在打破，新的融合、合作、集群在发生。

而新的思考方向则是，在当下国内外大格局变化中，中国公益慈善面临巨大机会和挑战，如何改革体制、培育机制、增强活力、贴近现实。杨团指出， 首要且很重要的新方向是要打破“ 公益小圈子” ，进入政产、学、研、社共商的平台型思维和共同协作的行动。民间公益慈善组织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同时又要具有促推其他各界发挥优势的能力。她提出，要在这个方向上走好，就要在《慈善法》的指导下制定共同遵守的规则，建设更多、针对性更强的平台型组织和社区集群型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