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韬涉嫌性骚扰事件”在经历了爆料人发文、合作机构发切割声明、主流媒体跟进报道、至少4人实名举报后，一度引发舆论关注，但随着相关合作机构相继“友好”地接受刘韬的“单方面解约”，此事迅速降温，相关调查工作中止，许多网友关心的问题便没有了下文。
此事甚至没有一个结论。刘韬究竟性骚扰了没有？如果没有，就予以澄清，恢复名誉；如果有，轻则公开道歉，重则接受刑罚。无论如何，这样的事情不该不了了之。
事实上，事发后，相关合作机构的迅速反应一度让人看到进步的迹象。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率先发出了“停止与刘韬任职机构的一切合作”的声明，进而有多家与刘韬有合作关系的公益机构跟进。原由刘韬担任秘书长一职的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先后在6月9日、6月17日发布两则声明，第一个声明是给刘韬停职，第二个声明是“同意刘韬辞去基金会秘书长职务申请，并罢免其理事资格”。
其中，由部分“银杏伙伴”（刘韬曾是“银杏伙伴”一员）所发布的非官方声明最为给力，《声明》披露，早于6月8日，银杏伙伴社群伙伴委员会已经向银杏基金会发起投诉，称“经多方了解后，认为刘韬本人已经非常不符合银杏伙伴的标准，特发此投诉”。
《声明》以肯定的口吻写道：“从多方能获取到的信息，我们小组选择相信并支持受害人。”这是自刘韬事发后，第一次有组织在接触了双方当事人后，给出的公开结论。
有爆料人指出，6月15日，银杏基金会收到了4个针对“刘韬性骚扰、性侵害行为”的实名投诉（要交身份证那种），投诉人曾要求银杏基金会“向社会公布收到投诉的情况”，但这个要求被银杏基金会拒绝了，理由是：“为了不影响调查过程，在调查结论和处理结果作出前，银杏基金会不应再公开发布相关消息。”
就在人们期待银杏基金会做出调查结论时，6月19日，银杏基金会突然发布《公告》，称刘韬于当天上午已向银杏基金会发送退出“银杏伙伴成长计划”的书面通知函，并于19日上午退回全部资助款”，因此，“银杏基金会已无继续处理的法律基础。据此，银杏基金会就针对刘韬的全部投诉案件作结案处理。”
所谓的“结案处理”，事实上没有任何处理，也没有公布银杏前一阶段的调查结论。
银杏基金会的做法让不少业内人士感到不解，一位曾参与银杏管理工作的公益人说：“我搞不懂为何接受他退出，而不是除名。”
其时，投诉人要求银杏基金会向社会公布收到投诉的情况，有一条理由很值得关注：
“希望贵基金会理解，在这种类型的性骚扰和性侵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伞，就是受害人之间不知道彼此存在和遭遇所造成的孤立和隔绝。如果贵基金会拒绝公布接到的4份实名投诉，其他潜在的受害人将因为信息的阻绝而继续处于孤立与恐惧之中，也就是说，这样的不作为是在协助性骚扰与性侵害制度性的帮凶。”
坊间舆论认为，投诉人选择向银杏进行实名投诉，体现了当事人对一个公益机构的信任，但银杏基金会辜负了这样的信任。拒绝公布收到投诉情况、突然中止调查等做法，是一种急于撇清责任，没有担当，缺乏正义感的行为。
我们应该怪责银杏基金会吗？也许。但当我们对比其他与刘韬相关的机构时，会发现银杏的表现竟已是最好的了。
6月13日，由刘韬创办的广州市越秀区新南社会发展服务中心作出回应，称其机构内部的“伦理委员会”早于2019年1月就已收到了针对刘韬涉嫌性骚扰的投诉，但因“召集人处理相关议题经验能力不足，沟通不到位”，此次投诉在长达15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新南的回应称，该机构对受害人的遭遇感到“压抑和难过”，但由于“调查启动工作已经严重超出了伦理委员会的能力范围”，新南决定“无限期暂停伦理委员会的工作”。
新南的回应，归纳起来就两句话：1、投诉早就收到；2、我们无能为力。
需要说明的是，“伦理委员会”处于新南理事会的领导下，其收到的第一宗投诉就直指向了机构创办人刘韬，“召集人处理相关议题经验能力不足”应该是实情，谁又有处理这种事情的经验呢？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一个嵌套在权力结构里的“反性侵机制”是没有能力制衡掌权者的，但性侵实施者又往往是有权力的人，因而所谓的内部“反性侵机制”很可能沦为一个摆设，或者说，一个悖论。
与银杏基金会相仿，为刘韬提供了“菁莪学者”头衔及相关资助的亿方公益基金会，在刘韬事发后一度保持沉默，至6月15日，其“菁莪计划”的官微发出《关于刘韬先生退出菁莪计划的通告》，称“菁莪二期伙伴刘韬先生因个人原因，现主动提出中止并退出菁莪计划。经慎重考虑，我们同意刘韬先生的退出申请。”
《通告》还称，亿方基金会将立项支持进行与 “防止性骚扰” 相关的专项课题研究。
截至本文发出，亿方基金会未就“刘韬事件”本身发表公开评论。
我们的社会对性骚扰受害者并不友好。
诚如部分银杏伙伴在《关于刘韬涉嫌性侵害事件的声明》中提到：
“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大量的性骚扰、性侵犯行为很容易被合理化、被掩盖。在法律层面，往往因取证困难，受害者反而面临被反诉名誉侵害的风险。在认知层面，许多人对什么是“性骚扰”、“性侵犯”，依然模糊或存在误区，并怀有对“完美受害者”（编者注：受害者没有任何瑕疵且证据齐备）的超高期待。这些因素导致相当数量的受害者不敢报警，不敢公开发声，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不得不隐忍和回避，可能还独自面临长期的精神困扰和伤害。”
因此，性骚扰事件往往依赖于知情者、相关方以及舆论的支援，若知情者沉默，相关方卸责，舆论见怪不怪、无动于衷，受害人将陷入无助的境地。
【相关方回应】
银杏基金会：
声明（6月8日）
银杏伙伴反性侵害及支持受害者小组声明（6月13日）
公告（6月19日）
菁莪计划：
关于刘韬先生退出菁莪计划的通告（6月15日）
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
声明（6月9日）
声明（6月17日）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与成都市新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及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合作说明》（6月8日）
官网链接：
https://www.lianquan.org.cn/Know_NewsInfo?id=1178
《与成都市新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合作终止公告》（6月18日）
官网链接：
https://www.lianquan.org.cn/Know_NewsInfo?id=1184
韶关市乡村振兴公益基金会：
关于与成都市新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合作的说明（6月8日）
文章来源：共益资本论
文章链接：https://gongyizibenlun.com/2264
作 者：黎宇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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