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下旬，2020年《慈善蓝皮书》举办发布会，学者朱健刚作了主题为《治理吸纳慈善：2019年中国慈善事业综述》的报告。
在朱健刚看来，2019年中国民间慈善事业被进一步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呈现出“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慈善开始成为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并为国家治理战略目标服务，国家与社会正逐步耦合成一种统一、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双向嵌入关系。”
巧的是，另一位学者康晓光在今年6月也发了一篇题为《“行政吸纳社会”如何扩展到慈善领域？》的论文，提出“政府一方面强化行政吸纳社会的‘限制’策略，另一方面借鉴新公共管理完善‘利用’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对慈善组织的‘分层控制’策略，进一步拓展了行政吸纳社会的理论内涵与现实实践。”
朱健刚、康晓光均研究公益慈善领域多年，他们同时提到了“吸纳”一词，值得关注。
略有不同的是，康晓光强调的“吸纳”更多是政府对慈善事业的吸纳，而朱健刚所说的吸纳，还包括了商业对慈善的吸纳。在朱健刚的报告里，他提到“商业慈善的兴起”，并认为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巨头也在相当程度上整合了慈善力量。
“吸纳”这个词，细品一下是蛮有意思的，有点像“收编”，但比收编平等一些，但又不是真的平等，真平等就叫“合作”了。但吸纳总不是强买强卖，得有人愿意买，也有人愿意卖。
对公民社会的成长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人们期待公益慈善领域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部门，甚至能在某种程度上制衡权力与资本。被吸纳，客观上削弱了民间慈善事业的主体地位。
但从增进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说，这又未必是件坏事，无论是被政府吸纳，还是被商业吸纳，民间慈善的效能总体上是提高了，这一点在疫情中体现得很明显，许多大公司越过慈善组织，直接采购应急物资并运抵前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传统的慈善组织并不具备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强势部门对慈善的吸纳，并不意味着对慈善从业人员的吸纳，甚至不一定是对现有慈善组织的吸纳，无论是政府，还是商业均有越过现有慈善组织直接解决社会问题的冲动与能力。但当然，整合现有慈善组织是一种更高性价比的做法。
但关键是，以后呢？慈善部门是会像欧美那样，纵使历经曲折，最终也会长成一个独立的“第三部门”，还是像法团主义者所期待的那样，成为国家治理社会的得力助手，还是成为一种“去政治化”的专业部门，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若要做沙盘推演，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的民间慈善事业是怎样一步步发展到现在的。
就从2011年开始吧。
（下文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撰《慈善蓝皮书》）
“说2011年是公民意识的群体觉醒，还体现在这种觉醒带有跨越个人、跨越组织、跨越行业、跨越界别的融合色彩，带有跨越和联盟行动的色彩。”
——《2011年——中国公民意识之群体觉醒元年》，作者：何道峰
“2012年是中国公益社会培养基的孕育之年。相对于2011年公民意识的社会自觉或群体觉醒而言，2012年社会大众特别是群体性的社会先驱与精英的进一步觉醒和行动，推动以公民自由结社和社会自治为核心的公益社会培养基的进一步孕育和生成。”
——《2012：中国公益社会培养基的孕育》，作者：何道峰
“在2013年，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政策终于出台，同时自下而上的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转型实践也终于能和政府的社会组织的改革共舞，汇聚成推动中国公益慈善新时代到来的强劲动力。这个时代的重要标志是自上而下的计划慈善正逐渐被上下互动的公民公益所替代，来自民间或者民间化的公益慈善组织及其创新成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主力军。”
——《从计划慈善走向公民公益——2013年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综述》，作者：朱健刚
“2014年，中国的各级政府正是在激活慈善公益组织活力的主导思路下全面关注慈善事业，并从不同政治体系的功能制定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政策。”
——《2014，国家制度建设与民间讨论的一年——2014年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综述》，作者：董强
“2015年中国慈善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公益组织的数量继续高速增加，国家开始重视对公益行业的制度规范，法律体系正在完善，党的建设全面推进，监管体系正在加强……”
——《国家制度规范与公益行业发展的一年——2015年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综述》，作者：董强
“2016年9月1日、慈善法正式实施……中国慈善事业进入法治时代。
国家密集出台《慈善法》配套的法律及政策文件，正在形成塑造慈善的完整制度环境。”
——《2016年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综述》，作者：董强
中国慈善需要思考和选择自己可行的发展路径。首先要继续贯彻落实慈善法。其次，要厘清政社界限，一方面，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也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每个民间组织和每个公民的潜能和创造性。”
——《中国慈善在过渡期负重前行的一年——2017年中国慈善事业综述》，作者：徐会坛、杨团
“一方面，随着管理制度在2018年更加趋向监管、规范与整合，社会组织纷纷进入一个努力适应的过程；另一方面，慈善捐赠和社会组织发展的增速下滑，行业公信力因丑闻、质疑的接连爆发遭受重创。尽管如此，中国慈善在2018还是努力向前，守住了基本面，即社会组织发展总量和慈善捐赠总量持续增长。”
——《2018年中国慈善事业综述——适应、反思和探索出路的一年》，作者：徐会坛、朱健刚
“慈善开始成为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并为国家治理战略目标服务，国家与社会正逐步耦合成一种统一、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双向嵌入关系。”
——《治理吸纳慈善：2019年中国慈善事业综述》，作者：朱健刚
从《慈善蓝皮书》里呈现出来的脉络其实挺清晰的，2011-2013年，是一个民间慈善事业的小高潮，那时，整个行业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彩；进入2014年，连续三年以政府为主语的论述展现了时人对行业形势发展的观感，慈善还是在发展的，但须在“党的领导下”来发展；在2016年左右，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商业公司，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在介入慈善时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民间慈善事业于是有了“负重前行”之感，但客观上，“ 社会组织发展总量和慈善捐赠总量持续增长”，于是有了从“适应”到被“吸纳”的走势。
简单来说，民间慈善事业虽然一直在向前发展，但整个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更快，慈善事业被卷入了一个大时代中，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发展机会，但代价是偏离了航路，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方向。
想要回去是不可能的，一切复古主义的尝试都会失败，未来的民间慈善事业要在没有航海图的乱流里绕开礁石前行，一个极端不确定的时代来了，也许只有忘记过去，敢于冒险的人才能走到最后。
文章来源：共益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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