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已不是昔日的香港，青年人思想苦无出路

施瓦布社会企业家基金会近期公布了2020年23名社会创新奖获得者。中国区有三人获奖，其中包括香港仁人学社联合创始人兼主席谢家驹，坊间称其为“香港社创之父”。他获的是“社会创新思想领袖”奖，主办方称：“他领导实施了许多影响香港社会创新领域的举措、开展了相关项目并构建了合作伙伴关系，在香港大学教授了首门有关社会企业家精神的课程。”

▲除了谢家驹，乐平公益基金会联合创始人、CEO沈东曙也被评为“社会创新思想领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芮心月则被评为“公共社会企业家”。

谢家驹是“公益资本论”的老熟人，今年已经72岁了。在过去几年里，这位商界出身，退休后投身非营利行业的社会企业家致力于在香港推动包括共益企业运动在内的新商业发展潮流。

据谢家驹介绍，目前香港已有十三家获认证的共益企业，其中包括他自己参与创办的社会企业通过了认证，如：旨在孵化社会企业家的培训机构“仁人学社”；提供黑暗体验、推动视障人士融入社会的“黑暗中对话（香港）”。

借这个机会，“公益资本论”专门找谢家驹聊一下香港，香港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社会创新在香港有哪些空间？

▲谢家驹，香港仁人学社联合创始人兼主席

公益资本论：香港近年来很不太平，大型冲突事件频发，你认为香港社会出了什么问题？

谢家驹：香港近年来真的不太平，而且会维持一段颇长的时间。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香港已不是昔日的香港。你可以想像一下: 年轻的一代怎样看香港的未来，他们的未来，以及中国的未来。

自从去年社会动荡以来， 香港特区政府经常挂在口边，说要找出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但始终没有说出来。

我的看法，是三个相关的问题连结在一起。

首先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过去七十多年，资本主义制度为香港提供了难得的发展: 经济发达了，生产力提高了，生活水准也上升了。但和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经济一样，这个制度也正面临重大的挑战。诚言，资本主义制度暂时是无可替代的; 人类智慧还未能构想到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制度。但这不代表资本主义制度不需要改变。事实上，到了今天， 这个制度已为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由于资本主义企业不断追求最大利润，往往不惜扭曲消费者的需求， 盲目推崇消费主义，造成极大的经济及社会浪费，也对环境生态造成难以补救的破坏，更造成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及社会分化，埋下无数社会动荡的种子。

与此同时，现有制度的利益集团，与政治力量相结合，维护既得利益者的优势，抗拒制度上的变革，力阻时代巨轮的前进。

香港号称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贫富悬殊也在世界最前列的位置。经济发展与社会分化的矛盾与日俱增，特区政府束手无策。

第二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香港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内地政府的取向及影响力举足轻重。香港的求变及改革的力量，主要来自公民社会组织，在得不到北京的支持下，软弱无力。但是社会的深层矛盾却愈来愈严重，最后导致史无前例的社会动荡，至今还未平息。特区政府未有面对这些挑战的勇气及魄力，这是当前最大的困局。

第三是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长期以来，都有这些疑问: 我们是香港人? 中国人? 香港的中国人? 这不是字面的问题，而是关系到: 我的根在哪里? 我主要认同哪一个地方? 我打算长期在哪里生活和工作? 我认同哪一个地方的核心价值等等。

对年轻人来说，这些问题都异常实际、切身、迫切，但往往不被理解。很多人以为只要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一般人收入增加，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这是极大的误解。如果采用高压手段，运用军警及刑法，压制不满的声音及行为，短期内可能有些效果，但长远而言，只会令矛盾更深化及更难化解。

公益资本论：香港目前近况如何？你如何看待青年人的出路？

谢家驹：香港近况是表面平静；疫情的发生与国家安全法的实施，令社会抗争活动暂时平息下来。但会维持多久，没人说得准。

至于青年人的出路，谋生是没有大问题的。关键是思想苦无出路。经过去年大半年的激烈抗争，他们很多都会静下来深刻反思，思考下一步的去向。有些会继续密谋另类抗争，有些会选择远走他乡，有些会心灰意冷，有些会专心读书，有些会到外国留学，有些会投身商界，有些会选择到内地发展…… 各适其适。

相信在未来数年，情况才比较明朗。

我最近更搞了一个生日会，数十人出席。几天后碰上一位年长的出席者。她对我说，那天的生日会令她对香港完全改观，因为去年每天在电视机前见到的年轻人都是愤怒及狂妄的，想不到在生日会上见到这么多充满理想及干劲的年轻人，顿时令她感觉到香港充满希望。

不错，我有机会和这些年轻人一起学习及工作，切实感受到他们的热情及憧憬，也许他们不能代表大多数的年轻人，但他们确实象征着香港的希望。我今年只不过72岁，还可以跟他们走一段路！

公益资本论：你怎么理解“社会创新”？它与别的社会改良思路有什么不同？

谢家驹：“社会创新”是个比较新的名词，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我有一个简单的说法， 称为“社会创新A，B，C”。

A– 它一定是针对一个特定的社会问题

B– 它是採用一种崭新的方法来解决(或舒缓)这个问题

C– 它的规模及效应是可以不断扩展的

我们身处的社会面对不少问题，很多都是不容易解决的，有些是必须政府去处理的，但亦有很多是可以由民间力量解决或舒缓的。

我们说的社会创新，出发点就是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有些时候只要增加资源(如政府拨款或慈善基金会赞助)， 运用现有的方法已可以有很大的效果。社会创新则是指那些运用崭新方法来解决问题， 至少是当地未用过的。例如“黑暗中对话”不是香港原创的，但在这里没有用过的，所以在当地也说得上是社会创新。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说过，全世界绝大多数的社会问题， 都有人在一些地方已经解决过， 我们只要把它发掘出来，便可作他山之石，毋须重新发明车轮。

公益资本论：我们比较关心的是，怎么用社会创新的思路缓解香港社会的实际问题，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谢家驹：我最新的思想突破，是运用Movement Building来推动社会创新。我用了英文来描述，因为它不容易翻译。过去我的注意力放在设计创新的产品/服务，或是企业/组织。这些都是重要， 亦不容易做。现在我更重视运动的建立与推动。对我影响最大的，是New Power这本书，内地及台湾都有中译本。

Movement Building 是一门新颖的学问,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相当困难。首要的问题， 是什么人能推动社会创新的运动? 这些人要具备什么条件及素质? 他们和企业家或社会企业家有何分别? 直觉上是非常不同的, 但究竟怎样不同是值得深思的。推动运动的人如何谋生? 年轻人有否条件做这方面的工作? 推动运动需要什么技巧及策略? 如何学习及掌握? 凡此种种问题，完全未有答案。

我目下的挑战， 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我希望能够培养或催生一批有能力推动运动的人士。我的一个主要参考对象是一家总部设于纽约的共益企业: Purpose Inc. ——创办人是New Power 一书的其中一个作者，Jeremy Heimans，公司的使命是协助及指导不同社群去开创运动，效果异常宏大。短短十年间， 公司规模扩展到有超过一百名专业人士， 在多个国家提供服务。他们最大的成就，是普及了运动推广的方法及技术。这对社会创新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我的一个梦想，是在三年之内, 培养二十名30至40岁的年轻Movement Builder, 他们将会是社会创新的新力军，他们的成就将会彻底改变香港的社会创新生态。

假若成功, 下一步将是把这个经验与内地分享, 从而推动内地Movement Building 的工作。

公益资本论：听说你最近几年都在推动香港共益企业的发展，介绍下最新情况？

谢家驹：四个字可形容: 方兴未艾。2020年1月，香港成立了“共益实验室(港澳)”，B Lab (HK & Macau)， 正式获授权推动香港共益企业的发展。刚巧碰着了疫情，成立典礼至今也不能举行，遑论其他活动。

在香港推行共益企业殊不容易，但昔日我们推行社会创业何尝不一样? 目前香港只有十三家获认证的共益企业，内地有二十四家，台湾有二十六家。

我们深知挑战重重，但信心及斗志异常高昂，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