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入坑是在2011年，那一年，《南方都市报》刚设立了“公益周刊”，是全国第二份设立专门公益版面的报纸，第一个吃螃蟹的是《京华时报》，《京华时报》在2017年没了……但这也不重要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公益周刊究竟要报道什么，我当时只是想进南方报社当记者，公益就公益吧，不会咱学还不行吗？
我问我的主编龙科，我们周刊的定位和方向是什么？龙科当年整天琢磨这个事情，给了我一个很有水平的回答：以报道支持公益，用公益连接社会。
这句话里有三个关键词，报道、公益、社会。“报道”我是懂的，之前已经做了几年记者；“公益”是啥不懂；“社会”我本来以为我懂，后来发觉也不太懂，因为“社会新闻”这在新闻界一般指那些跳楼、车祸、骗财骗色的新闻，对，就是现在腾讯新闻天天推送的那些。可这些跟公益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向来是强政府弱商业无社会，“社会”这个东西就不在日常生活里，我当时新手上路，搞不清楚状况也很正常。但这么下去，我很快就要失业了，报社当时基本是发“计件工资”的，基本工资很低，写不出稿子，就得断粮，为了混口饭吃，我是现学现卖，有什么题写什么题。
一个特别尴尬的事情是，我自己基本找不到题。倒不是说我不会去找些NGO、慈善组织来采访，而是因为那些“线”早就被人占了，我去找个NGO的负责人说，啊，你们做得很好啊，我去采访一下怎么样？人家说，咦？你们报社那个谁已经来采访过了哦。
在报社里，踩别人的“线”是很冒犯的行为，我不得不另辟蹊径，写些同事们不写的题，比如说，“企业公益”的题。是的，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奇怪，但在当时，写企业做点什么公益项目的稿子，在报社里是不太被看得上的。那时候，南方报系还在巅峰的尾巴上，大家推崇的是《孙志刚之死》那样的舆论监督报道——痛快，解气，把报道像刀子和匕首一样，向旧制度丢过去，拥抱新观念，托举新时代，这想想就让人热血沸腾。写企业施点小恩小惠就显得有点上不了台面了，要写就写大的，轰动的，有革命气息的，比如像孙大午这样的，如果实在要写个企业公益的题，那怎么也得选个曹德旺。
这是当时南方报社的主流观点，不过龙科倒是一直不太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跟我说，我们要做点不一样的，但他说不太清楚所谓的“不一样”，究竟是哪些方面不一样，那时候我们也没听说过什么“解困式报道”一类的名词，但龙科的确表达出了这样的意思：我们不要老去“扒粪”，应该多关注下解决问题的人和组织。
从现在看回去，龙科当时的观点是很领先的，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关心解决方案，但基本局限在所谓的“第三部门”，至于政府与企业的解决方案，他不是那么关心。龙科写过两篇文章对我的报道方向有很大的影响，一篇叫《回到人》，一篇叫《在民间》。看标题就知道，他对民间社会实在是寄予厚望，我是从他的文章里，读懂“公民社会”的追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追求，为什么会有一个人群很激烈的反对一些已有东西，又很执着地拥抱一些还没出现的东西。
我觉得龙科的理念很好，就像一幅淡淡的水彩画，如果你能共鸣起来的话——但问题是，这一套话语体系，曲高和寡，能共鸣起来的人太少了，这对一个报道者来说，简直是一个坑，巨坑，天坑。那时社交媒体的时代还没到来，我们还可以靠审美维持一些体面，后来报社的经营形势急转直下，就不要说什么审美和体面了，被拔毛的凤凰还不如鸡，到了2014、2015年左右，流量与赚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
但我们既没有流量，也赚不到什么钱，所以就只能下岗了。龙科走得早些，保住了一些体面，我站最后一班岗，就差没被人扫地出门了，那是2016年。
我不怪报社，真的。因为公益报道是个坑嘛，领导也是被坑的。但我的确有点不甘心，辛苦琢磨了好些年公益报道，刚刚能出师，老板说不干了。当时我就想，老板不干，我们自己干，我倒想要试试看，公益报道这条路，究竟是走得通，还是走不通。
我做了一个叫“公益资本论”的自媒体，之所以起了这么个奇怪的名字，不是因为我想写一个公益版本的《资本论》，而是我们既要做公益报道，又想搞些特色，那会儿还没多少人把“公益”和“资本”放到一起，而我因为此前在报社里，就经常报道企业公益、基金会这些题材，现在自己开号，自然是做生不如做熟。
但这一折腾，发觉这又是个坑，自媒体，必须得有流量，没流量就得关门，可这公益报道，怎么拉流量呢？
其实拉流量的原理不复杂，按照通用的社交媒体传播理论，要拉流量，就得锁定特定的人群，他们爱看啥你写啥，某种程度上，你不是自己说话，而是帮他们说话，你帮他们说话，他们帮你转发，大家开心。但我很快发觉，在公益界这么搞不行，这个界别的人很特殊，工资虽然不高，但学历很高，而且他们喜欢给自己代言，部分人自己就想当意见领袖，很多机构都要做私域流量，那我们做报道的就糟糕了，写正面报道吧，人家嫌你夸得不够卖力，写批评报道吧，人家说你不支持公益事业，不能体会他们的苦衷。
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也就算了，别的报道领域也不是没有类似的情况，但公益报道最大的坑在于，无论你做的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很难搞得出流量。比如说你做正面报道，某个公益机构去到乡村建图书角，赋能留守儿童。读者看了，嗯，是个好事，但不刺激，连个“在看”都不点就飘走了。批评报道吧，也很尴尬，一般来说，公益机构总体上是在做好事，就算有些效率低下，个别人道德败坏，放到新闻界，也不是个多大的事情，除了“metoo”、红会这种特殊题材，公众大多也不怎么关心。说白了，公民社会的潮流没有真的起来，以改良社会为志向的公益事业始终是个非主流领域，倒不是说不能深耕，但社会关注度实在匮乏，需要报道者特别有定力。
所以我想，呆在公益界里报道公益，大概是没有前途的，得跳出公益界再反过来审视这个领域，究竟是谁，在推动社会进步、社会创新上做出了什么有成效、有意思的尝试，得少点门户之见，多点开放精神，才有机会实现龙科当年说的，“以报道支持公益，用公益连接社会”的愿景，同时，也才能拉到更多流量，让做报道的人更好的活下去。
这么些年下来，我觉得“解困式报道”是一个不错的思路，“解困式报道”英文叫solution journalism，直译是“有解决方案的新闻专业主义”。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源于知名公益记者大卫·伯恩斯坦（算是公益报道里最大牌的同行了）创办了倡导做“解困”型新闻的媒体人社群（So-Jo Network简称SJN）。
在欧美，不少传统媒体采纳了这种“解困”型新闻的叙事范式，尤其以一些遭遇生存困境的地方报纸最为积极。2014年，普利策社论写作奖被授予《俄勒冈人》（TheOregonian）编辑部，以表彰该报社对民生问题的深度挖掘，以及对解困方案的透彻解析。2015年，“解困”型新闻报道再度获得垂青。一向寂寂无闻的南卡莱罗纳州《邮政与信使》报（ThePost and Courier）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的“公共服务奖”。
当然，即便在欧美新闻界，解困式报道也还远谈不上主流，顶多就算是一股清流。这种风潮泛起的背景，是因为欧美新闻界的揭黑报道做得太多了，读者换下口味，这跟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是因为批评报道空间太小了，所以不如研究下正面报道怎么做得更有逼格一些，扔刀子和匕首的年代过去了，但咱做报道的人还得继续不是嘛。
所以，我们组织了个网络会议，想就“解困式报道”的话题，跟媒体同行们聊一聊怎么用报道方式让公益事业变得更好：
共建公益慈善新生态——如何用报道的方式让公益变得更好？
“公益资本论”和乐平公益基金会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上办了个平行论坛，主要邀请媒体人参会，与会者多元，纸媒、电视媒体、自媒体、流媒体都有。我们计划探讨下“解困式报道”与“建设性叙事”这样的前沿议题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同时研究下公益领域与各路媒体究竟有没什么更高效的联动机会，能用报道推动公益事业变得更好。
时间：2020年11月25日14:00-17:00
参与方式：线上直播，腾讯会议（扫描文末二维码入群，届时通知）
艾瑞克·尼（Eric Nee），《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SSIR）主编
李婕，跨文化传播者，曾供职于《华盛顿邮报》、《福布斯》
雷磊，“真实故事计划”创立者，2018年新媒体百大人物
汪苏，财新智库研究员、财新传媒前主笔，长期从事公共政策、ESG领域报道、研究
周旭峰，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公益中国”和“责任中国”媒体人培训项目策划人
左旭光，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高级公关经理，前南方都市报记者、资深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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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益资本论
文章链接：https://gongyizibenlun.com/2390
作 者：黎宇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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