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知名人类学家项飙参加腾讯研究院的会议，就科技向善的命题，向“科技界的朋友”提出了“三个问题”，说是提问，实际上对互联网巨头，尤其是外卖行业的互联网巨头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指控：
前段时间，互联网上有一篇影响很大的纪实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讲外卖骑手的劳动状况……他们困在系统里面，工作状况被系统所控制，感到很强的受挤压感、被压迫感，这在一定程度上跟19世纪拉美地区甘蔗园的工人没有太大差别。
将外卖骑手类比为19世纪拉美地区甘蔗园的工人，这对比实在太狠。要知道，19世纪在美洲甘蔗园里干活的工人基本是奴隶，以黑人为主，也不乏华人，尽管在19世纪中叶，美洲各国逐渐废除了奴隶制，那时在“契约”下工作的苦力住的是以前奴隶居住的房屋，监工们采用的也是以往控制奴隶的手段，皮鞭抽打等体罚简直不要太常见。
其实，要是从待遇和自由度来说，这两份工作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项飙想要强调的应该是“系统对工人的控制”。19世纪的甘蔗园有一个特点，为确保糖的质量，甘蔗在收割后24小时内必须榨成糖，工人在时间上会受到极大的压迫，在这一点上，与外卖骑手倒是有几分相似。但作为人类学家的项飙引用“19世纪拉美地区甘蔗园的工人”来打比喻，也可见其对外卖平台的批判力度之强。
外卖骑手，是近年一个现象级的话题，美团骑手，饿了么骑手，一方面，他们活跃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能见度极高；而在另一个方面，骑手们“与时间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的工作状态也让人隐隐感到不安。
《人物》杂志在去年刊发了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调查报道，采访全国各地数十位外卖骑手、配送链条各环节的参与者、社会学学者，披露了外卖骑手为了按时完成系统派发的订单，不惜以超速、逆行、闯红灯等违章手段来抢时间的现状，并援引交通部门统计数据指出：外卖骑手已经成为高危职业。
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数据显示，在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卖骑手伤亡。同年，深圳3个月内外卖骑手伤亡12人。2018年，成都交警7个月间查处骑手违法近万次，事故196件，伤亡155人次，平均每天就有1个骑手因违法伤亡。2018年9月，广州交警查处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近2000宗，美团占一半，饿了么排第二。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通过对外卖系统的详细解读，提出一个问题：“数字经济的时代，算法究竟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项飙此次题为《从“社会人”到“系统人”》的演讲在某种程度上回应着上述问题，他将系统定义为“主要是指根据算法而建立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循环体系”，并提出了“系统人”的概念。
现在看来，很多“社会人”都被转化成了“系统人”，系统可以不通过一个稳定的组织形态，不需要制度化的关系，而把大量的个体拢在一起，能够协调、影响甚至控制他们每一刻的行为。
项飙非常敏锐地捕捉到平台型经济与传统经济最大的区别，即平台不再需要与很多人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通过平台外包的方式就能精准地调动海量的劳动力，项飙提醒人们关注这种新型劳动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空间的弥散性与劳动的流动性”：
今天的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物理场所，呈现出空间的弥散性，而空间的弥散性让很多劳动带有极强的流动性，人不断在不同平台之间流动。而且劳动本身又是一个流动的过程。
项飙观察到了平台型经济中劳资关系最新的变化，其深度超越了时下“外卖骑手没有上社保”的批判，事实上，大部分骑手不仅没有社保，他们也没有在传统劳资关系中可以用来抗争的手段，比如说，组织工会、集体谈判、车间政治等等，他们不在一个地方上班，又经常换工作，甚至与平台方都没有形成稳定的工作关系，很难联合起来去争取利益——不是不可能，但很难。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传统观念，空间与流动性都是不太利于管理的，都是不可控，不确定的因素，但一个根据算法建立的系统改变了一切——不但可控，还精确，不但现在很精确，以后还可以越来越精确。这是AI智能算法深度学习能力所能带来的预期——在美团，这个“实时智能配送系统”被称为“超脑”，饿了么则为它取名为“方舟”。
有一个不断学习的AI智能算法来指导我们工作和生活，不是很好吗？项飙认为未必。在项飙看来，这个基于算法的系统是劳动者和消费用自己的数据“投喂”出来的，但却反过来控制了劳动者与消费者，这并不合理。项飙更进一步指出，资本以烧钱的方式撑起的外卖平台，其目标是可疑的，价值观可能是有问题的。
它似乎是要培养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里面，让你足不出户，任何东西都是送货上门……这份慵懒在正常情况下是不能够带来太大福利的，但是，它背后整个社会为这份慵懒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成比例的。但是现在为什么这套系统实现了？因为有人在烧钱。
项飙提出了问题，但他没有给出答案，他把这些问题抛给了科技界：1、系统究竟是什么？2、系统和劳动者是什么关系？3、系统和消费者是什么关系？——但这三个问题很有价值，要是能回答这几个问题，所谓“科技如何向善”的问题也许就有答案了。
要回答项飙教授的三个问题，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工业时代的系统目标是将人用制度和规则变为系统的一部分，数字时代的系统目标是通过数据和算法不断自我学习直至取代人的劳动。工业时代的机器系统是把人变成螺丝钉、“革命一块砖”等工具化的象征，成为依附系统、属于系统、代表系统的一部分。
人在工业时代的系统中唯一反抗的方式是通过工会、谈判、车间政治等进行。而数字时代的智能系统是机器越来越像人，且逐渐具备了挑拨、教唆、迎合与满足人类社会运行规则的特征。
人在数字时代的系统中寻求反抗的方式，不是“摸鱼”，不是谈判，而更多的是通过与消费者共谋，以刷单、求好评、打赏等来获得更大利益。或者说，数字时代的系统人已无力反抗系统。——《不要轻易地定义“科技向善”》
这一回应隐晦地指出，项飙可能误解了“系统”的意图，数字时代的系统的目标并不是压榨工人，而是希望“取代人的劳动”，把人“困在系统里”，可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目的很有可能是把人隔绝在系统之外。
我想，像包括外卖平台在内的平台型经济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在人类历史上并没有先例，在某种程度上，可算是一种社会创新，解决了很多此前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这会儿石家庄封城，外卖骑手又要开始救场了。一个平台型经济的崛起，肯定是创造了福利，过分低估这种新增福利也是不客观的。
但是，为什么社会还是应该十分警惕这些平台公司与他们的“超脑”、“方舟”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想干嘛，他们也说不清楚他们究竟要干嘛。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去定义它，而且它的形态、目标、价值观都还在不断的变化中，所以，平台型科技公司有必要，也有义务更好地向社会阐释自己的目标、使命、价值观，同时应该在决策时引入更多利益相关方，增强“系统”的公共性。
“科技向善”还真是一个很适时的议题，但我们都知道，科技是不会自己向善的，系统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它的方向盘掌握在人的手中，人性的温度才是衡量科技唯一的尺度。
文章来源：共益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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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黎宇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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