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公益界有很多的大新闻，有些新闻过了也就过了，但有些新闻不应被遗忘。重要的新闻往往对重要的问题发出了警示，甚至直接告诉人们：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公益资本论”在挑选新闻时注重问题与冲突，尤其是那些反映了公益界基本问题的最新情况，对公益人的心态产生了震撼性影响的事件。
诚邀关注“公益资本论”的读者给2020公益界十大新闻事件投票，选出你认为最重要的新闻：
（下列候选新闻按时间顺序排序，如你心中更重要的新闻未进入候选，欢迎补充）
2020年1月中旬，中华儿慈会旗下“9958”为吴花燕筹款一事引发新一轮“吸血慈善”的质疑，有网友称“吴花燕获捐的一百万仅收到两万”。1月20日，100万余元善款全部原路退回。
上榜理由：吴花燕事件暴露的并不仅仅是某个机构的问题，这反映了公益界近年大规模采用、过度依赖个案筹款的困局。“网红式”的个案筹款故事易于传播，能为公益机构迅速带来钱与流量，但成也萧何败萧何，一旦出事，公益机构必是千夫所指，如何从“个人筹款”过渡到“群体救助”，是公益界必须直面的命题。
疫情爆发时，武汉政府最先提出“捐赠款物，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2020年1月23日，武汉发布通告，指定机构统一接收社会捐赠。随后湖北政府、民政部相继发文指定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武汉市红十字会等五家指定机构接收慈善组织为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募集的款物，并要求“外地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在疫情应对响应终止之前，不派工作人员、不发动组织志愿者进入湖北省。”
上榜理由：“募捐款物一律上缴”的行政指令将民间公益组织隔断在历史事件之外，尽管有关部门随后撤销了这一指令，但“募缴令”给业界带来的震撼却不会轻易消除，这让人认清了一个事实：当前政府对民间公益组织的接受度仍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
2020年1月26日-30日期间，新闻媒体频繁曝光医院代表被拒于红会仓库门外，无法及时得到医疗物资的混乱局面。因“所有捐赠的物资一定要通过红十字会”的行政指令，武汉红会仓库里医疗物资一度堆积如山，无法得到有效发放。直到2月初，一家名为“九州通”的物流公司接管红会仓库，困局才得到缓解。
上榜理由：“红会爆仓”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雄辩地证明了，在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公共安全危机里，长官意志，应该让位于专家意见，专业的事，还得让专业的人做。
2020年1月下旬，有超过100家粉丝后援团自发联合，他们在微博上发起了#百团大站公益行#等话题，并自发性地寻找货源、砍价、运送货物，为湖北多家医院提供了物质援助。朱一龙公益应援个站是最早行动的粉丝团之一，早在武汉封城前三天，他们联动共青团、湖北省慈善总会进行了首笔捐赠。
上榜理由：“饭圈公益”看似松散，却呈现出比许多公益机构更强的组织动员力，看似无序，却创造出许多专业组织都没法企及的效率与速度，这是一种“无组织的组织化”现象，一种电流一样的新势力。
据方德瑞信数据，截至2020年3月2日，慈善会体系累计在互联网募捐平台上筹款超过10亿元，占总筹款额64.3%，而民间基金会在同一时段筹款额为5.56亿，仅比慈善会系统的半数多一点。
上榜理由：慈善会在筹款市场上异军突起，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官办慈善组织在市场化转型中所取得的成效。同时，在这场由政府主导的抗疫运动中，慈善会体系被视为主渠道之一，尤其是在疫区封城、全民禁足的情形下，这客观上强化了慈善会的渠道优势。
2020年4月，大病众筹平台水滴筹与轻松筹工作人员在医院内“互殴”。4月15日，水滴筹、轻松筹的官方声明各执一词、相互指责。事件曝光后引发了公益慈善界对大病众筹平台公益属性和运营模式的新一轮争议。
上榜理由：水滴筹、轻松筹都属于试图整合商业追求与社会价值的新经济公司，惠及数以十万计的病患家庭，本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社会创新，但这一模式目前显然出了大问题，企业内部对社会价值的追求越来越让位于争夺市场的嗜血本能，这不仅是水滴筹、轻松筹的困局，也是许多“社会企业”的困局。
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许多一线公益机构深陷财务困境，他们努力修补断裂的现金流，并采取降薪、裁员、开拓线上业务等方式积极自救。《中国发展简报》的行业调查指出，有近15%的公益机构表示，“疫情影响很大，将使机构难以为继”。
上榜理由：2021年，在经济下行的预期下，政府购买服务和企业捐赠或会进一步下滑，展望未来一两年，在财务上精打细算将是许多公益机构的常态。
2020年6月，南方洪灾严重，但多家基金会为救援洪灾筹集的资金大不如往年。据方德瑞信团队8月的统计，各公募机构的筹款达成比例均低于50%。
上榜理由：疫情透支民间捐赠力所造成的影响，还将在未来一两年内持续呈现出来。同时，社交媒体上的泛娱乐倾向也削弱了人们对灾难的关注，这让灾难慈善筹款陷入了更艰难的境地。
2020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宣布不再开设教育学（公益慈善管理方向）辅修专业，不再接收学生修读。“北师珠的慈善班”从此成为历史。
上榜理由：停办的原因并非是慈善专业没有社会需求，但体制内高校办公益课程限制很多，充满不确定性。而“北师珠的慈善班”属于一种“体制外创新”，任何变动都可能让它成为炮灰。
2020年6月，新南夜校“校长”刘韬涉嫌性骚扰女学员的事件引发多家媒体关注，事发后，多家知名公益机构解除了与刘韬的合作关系。
上榜理由：刘韬在其开办的新南夜校营造了一种权威型的、教主式的个人形象，这不是个别现象。公益机构本应是最有民主气息的组织，但在实际的发展中，一些公益机构成了某个人的“家天下”，甚至是发展信徒的所在，这是需要警惕的。
2020年8月，中国第一起由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曲靖铬渣污染案，在历经了近10年的诉讼后终于划上了句号，被告化工公司将承担环境侵权责任。
上榜理由：10年，很难想象一个民间环保组织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一些公益项目时间周期极长，难以引起公众的关注，自然也难以获得热钱的青睐，这需要有更多的人坚持长期主义。
2020年9月，民政部发布《关于降低23家社会组织评估等级的公告》，其中，中国中药协会连降两级，评估等级由4A级降为2A级，因其曾于2019年违规授予鸿茅药业等20家企业“社会责任明星企业”的荣誉称号。
上榜理由：2017年12月，广州医生谭秦东因在网上发帖吐槽鸿茅药酒而遭“跨省抓捕”，引发舆论公愤。此前，鸿茅药酒问题屡被曝光，企业形象不佳，中药协会竟在一片质疑声中，将“社会责任明星企业”授予鸿茅，吃相难看，击穿底线。中药协会遭重罚，应成为一种震慑：奖，不可以乱颁。
2020年的99公益日共募善款30.44亿元，有超过50%的善款，集中到头部十家机构里；其中前4名的公益机构合计筹到11.23亿元，占总筹款额的37%。
上榜理由：行政动员的介入是 “马太效应”加剧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资源不只在向慈善会系统聚集，也向形成品牌的民间机构聚集，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巨头与草根的差距越来越大。
202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慈善法》实施情况形成调查报告，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报告曝光了《慈善法》实施4年来的诸多问题，并建议“适时修改慈善法”。与此同时，60余位民间人士联名，向执法检查组递交了一份近万字的建议书，提出多项具体的修法意见。
上榜理由：《慈善法》画了很多饼，但几年过去了，能兑现的没几条。《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服务机构管理条例》三大条例的修订久拖不决，仍沿用《慈善法》未出台时的旧例。修法，涉及到各大部委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难度不小，但民间适时、集中地反映问题依然十分重要。
2020年下半年，“内卷”一词大热，人类学家项飙将人们热议的内卷定义为“大量的消耗，但并不能够给人带来福祉上真正的利益和进步”，同时项飙认为，这样的描述“可能也适用到公益事业里面”，引发公益界广泛讨论。
上榜理由：人们对“公益内卷”的热烈讨论源于对公益界现有状况的不满。目前，很多公益机构做的事情看起来很炫酷，但其实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不少从业者感到“很累，但也没干成什么事”，这一现状亟待反思。
2020年12月末~2021年1月初，“邓飞诉邹思聪何谦案”一审判决公布，邓飞胜诉。邹思聪、何谦方面不服判决结果，表示将提起上诉。
上榜理由：邓飞诉邹思聪何谦案凸显了“米兔”运动的复杂性，性侵/性骚扰事件在进入司法流程之后，由于举证困难的客观存在，性骚扰举报者处于非常的弱势地位，这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究竟什么样的公共行动与制度安排，才能在性侵/性骚扰事件中更好地维护公义？
文章来源：共益资本论
文章链接：https://gongyizibenlun.com/2433
作 者：公益资本论团队
- 版权声明：
本文文字内容归本站版权所有，转载请联系编辑，加微信（id：yxtkhl-）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微信公号“共益资本论”（id：gongyizibenl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