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善孝事件”是大病筹款乱象的冰山一角

有学者认为，“柯善孝事件”也许是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最大的丑闻。9月下旬，有互联网平台为此一度暂停了所有大病救助类项目的上线审核，此事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公众与媒体普遍关心的，不是一个单纯的诈骗案，而是这样以“配捐”为名的非法集资现象究竟是一个孤例，还是在大病筹款项目中普遍存在？

在各路新闻媒体不遗余力的调查中，不少事实已经浮出了水面。可以确认的是，柯善孝也许不是与儿慈会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作人员”，但他在儿慈会的筹款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柯善孝也不是个案，“柯善孝”们以“中间人”的身份游走在大病家庭与慈善组织之间，以“配捐”为名从事着隐秘的资金运作。

本文基于《财新网》、《澎湃新闻》、《北青深一度》、《南方周末》、《中国慈善家》、《公益时报》六家主流媒体在9月13日—27日间的九篇深度报道，试图梳理三个重要问题现有的证据：

一、柯善孝和儿慈会是什么关系？

二、假如没爆雷，“配捐项目”是怎么运作的？

二、柯善孝事件”背后的大病筹款体系是怎样的？

柯善孝和儿慈会是什么关系？

但大多数调查此案的记者认为儿慈会的说法并不可信，他们在报道中援引多个信源予以驳斥。但也许因为无法采访到柯善孝本人以及相关的办案警察，在9月13日—9月27日间，媒体记者在描述柯善孝和儿慈会的关系时主要基于两个信源：①受骗家长；②儿慈会官方公众号的推文。

① 家长声音：

家长A：

② 儿慈会官方公众号的推文：

《中国慈善家》检索发现，今年2月24日，“9958儿童紧急救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内容中，柯善孝为“中华儿慈会项目四部9958廊坊团队主任”，并获得“中华儿慈会2022年度最佳领导力奖”，由中华儿慈会理事长王林为其颁奖。不过，上述文章已于2023年9月7日被编辑，柯善孝的名字被删除，但其合照与奖杯的照片仍留在文章中。

上图修改前，下图修改后，删除了20个字，这是微信公众号推文修改的字数上限。另有柯善孝奖杯图片为证：

 

【小结】

虽未有权威信源证实柯善孝和儿慈会的具体关系，但受骗家长基本认定柯善孝是儿慈会的“工作人员”，并不止一次参与到柯善孝组织的“配捐”项目中；而在9月7日之前，儿慈会官方公众号一直将柯善孝称为“中华儿慈会项目四部9958廊坊团队主任”，儿慈会也在其主办的线下活动中为柯善孝颁发了“2022年度最佳领导力奖”。

按常理推测，柯善孝不太可能只在儿慈会当过“短暂的志愿者”。

假如没爆雷，“配捐项目”是怎么运作的？

柯善孝这一次是“爆雷”了，但从家长的反馈中可以看出，柯善孝的“配捐项目”存在一个“正常”运作的模式，即能在约定时间之内实现约定增值的金融运作模式，那这个金融模式是如何运作的呢？《公益时报》、《南方周末》、《北青深一度》和《财新网》的报道披露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细节：

① 多层次的中间人

《公益时报》记者采访多位病友后发现，大病救助模式已发展成以病友为中心、患者家属作为“中间人”推广“配捐”，承诺短期投入本金就可获得收益的“慈善”项目。

黄晓平（一位患儿家长）说，自己的这笔款项打给李旭（另一位患儿家长）后，还会层层上报，最终汇集到一个名叫柯某孝的人手中，由他统一给到慈善机构参与配捐。

这些“中间人”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他们都是患者家属，曾经也参与过此类的配捐。

“配捐”返现也是这样一级级返回下来，每级每人会有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公益时报）

② 99公益日冲配捐

《南方周末》提出了一个问题：儿慈会对于这样的“配捐”是否知情？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微信群交流记录显示，正是在（儿慈会）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的号召下，不少大病患儿家长积极参与了2023年99公益日的所谓“配捐”。这个群名为“儿慈会项目四部全国分中心核心人员”，人数最多时有七十余人，群主王昱，这一名字正是儿慈会副秘书长、紧急救助部9958救助中心主任。儿慈会2022年年报显示的9958项目工作人员几乎都在群中，此外还有9958各地方团队的“负责人”。

2023年8月以来，群昵称显示为“9958-曹丽芳”的工作人员在群里频繁分享与99公益日相关的信息和提醒。据微信公众号“9958儿童紧急救助”和儿慈会2022年年报，曹丽芳是儿慈会项目四部主任，还担任9958救助中心的主管。99公益日期间，亦是9958项目的统筹。

（南方周末）

③ “从家属那里筹得大量钱款”

《北青深一度》关注慈善组织“冲配捐”背后的逻辑：

有一些慈善组织会“钻空子”，他们为了拿到更多平台的配捐款，会利用病患家属急需用钱的心理，从家属那里筹得大量钱款，从而从配捐的池子里获得更多配捐款。待配捐款到账后，再通过家属上交的发票走账目，最后按比例抽给家属很小一部分钱。

在筹钱过程中，一些慈善组织大多会从病患家属中寻找“筹款志愿者”，由“志愿者”联系、对接更多病患家属，她说，“病患家属更愿意相信和自己情况相似的人，好像大家同命相连。”

（北青深一度）

④ “广告投流”是近年的新现象：

《财新网》的报道一个很大的突破在于，曝光了病友集资投放“商业化公益广告”以获利的做法，此前从未有媒体对此做过严肃的调查。尤其点出了柯善孝们作为中间人，在这一系列操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令人对“筹款中间人”的角色有了更具体了解。

据说因为竞争激烈，严重内卷，“商业化公益广告”性价比不断降低，这也可能是一个“迅速过时的新现象”。

不少以“配捐”名义被层层上收的患者家属资金，实际上进入商业化广告投放渠道中，成为微博、百度、抖音、微信朋友圈里“救救白血病孩子”“助力大病患者重生”等募捐广告，以病毒式传播的方式吸引公众注意。在这一链条上，患者家属款项从志愿者私人账户中进，公众爱心捐赠则从公募机构对公账户中出，机构对此的失察和默许，已经埋下系统性风险的种子。

无论是“明面”还是“暗面”的配捐，公募机构都能游离于法律法规要求的责任之外，各路柯善孝式“中间人”充当操盘手，患者家庭却是为套捐注资、广告投流的埋单的主体。

投流主要由广告代理商操盘，会根据实时ROI高低，不断更换公益广告文案、配图、编排方式，以达到最大程度“破圈”效果，这些公益广告的出演人，有可能是真实的大病救助当事人，也可能是经过安排与设计的“剧本角色”。

“投流完全是市场导向的，当下投得不好，（广告商）就马上停止，基本上能在一定范围内保证投资回报比。”杨和南介绍说。当然，投流也可能出现亏损，“这也是需要‘柯善孝’们的原因，他们的能力足够强，能筹钱，亏损了也能东挪西借（补上）”。（财新网）

【小结】

柯善孝集资爆雷是一个逻辑简单的诈骗案件，本身并无太多值得深究之处，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假如柯善孝没爆雷，他真的按照他对病友承诺的那样，与慈善组织合谋，通过“冲配捐”、“广告投流”，或者其他隐秘的洗钱方式，实现了资金的增值，这样是可以的吗？这还是不是一个诈骗？明面上，这些都是公益捐赠，但背地里，却是“自己捐自己”，中间人从中牟利。

多层次的中间人以私人账户暗中运作大病家庭的本金，大病家庭的利益毫无保障。

参与其中的慈善组织实际上成了一个利益驱动的“类金融机构”。

“柯善孝事件”背后的大病筹款体系是怎样的？

无论病友集资后是用于“冲配捐”，还是投“商业化公益广告”，如何确保“配捐”或者广告产生的捐赠能精准地返还到每一个出资人的手里？没有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的深度参与，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多层次的“中间人”背后，也需要有一个复杂的筹款体系作支撑。以儿慈会9958项目为例，柯善孝事发之前，设立了50多个合作项目，搭建紧急救助通道网络和全国救助分中心25家，这一套层级多，规模庞大的筹款体系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潜在的风险和问题有哪些？

关于这些问题，《财新网》和《中国慈善家》作了很多追问，截止本文发出，这两家媒体的记者仍然在追问，并试图获得更多细节。

①“地方上是加盟形式”

“9958在地方上是加盟形式，谁有筹款能力，一申请就很容易成为其分支机构负责人。一些分支机构是由患儿家长组成的，他们知道病友的痛点，知道如何在病友中间筹钱。”上述人士说，“一些患儿家长因为长期和救助机构联系，就有了‘资源’，收了病友的钱装进自己口袋，回头向救助机构为病友申请相应的费用。”（中国慈善家）

②“完全是商业管理的逻辑”

一名9958前志愿者李瑜（化名）告诉财新，现实中儿慈会和地方站点的关系极为松散：“救助站没有你想的那么正规，如果一个志愿者愿意做这个事，那么9958就可以给他所在的地方成立一个站点，可以理解为一个试运行站点。做得好的继续，做得不好，那么就撤销，往往先有志愿者，才有站点。”

“儿慈会这些年在全国扶持起大量草根机构。”陈阳说，“我们亲眼见证一个团队，从当初一个志愿者——什么都没有，连办公室也没有，变成了现在十多个人的团队，项目体量、服务对象的数量都非常可观。”

“儿慈会对9958的管理逻辑可以说完全是商业管理的逻辑，核心是谁筹得多，就越能获得基金激励金、人员方面的资源倾斜。”接触过9958团队的前公益人士季风（化名）介绍说。另一9958地方站志愿者则提及，儿慈会和地方团队约定了项目执行费分成比例，“通常是五比五，地方团队做得好的，儿慈会可以让点。”（财新网）

结语

家长们的损失，明面上看是柯善孝的个人行为所致，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加盟式”的筹款体系中固有的风险。正如一位公益博主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所指出：此次诈骗风波是“儿慈会系统性违规导致的风险”。

律师何国科在接受《北青深一度》采访时也指出，很多公益组织在大病救助项目在一线筹款中，会潜在引导和影响患者家属拿钱参与捐赠，“就是这个机制给柯某孝诈骗提供了基础”。

02

慈善组织有“金融化”的趋势

大病救助类慈善组织本该是向社会筹募资金，用于资助有需要的大病家庭，但不少慈善组织反了过来，向有需要的大病家庭筹款，利用大病家庭的“本金”做大筹款规模，以期获取互联网平台的“配捐”、激励，以及更多的社会资源，成了一个“类金融机构”。

为做大筹款规模，又组建了一支人数众多的筹款队伍，许多中间人名为“志愿者”，实际扮演与金融机构业务员差不多的角色。但是，慈善组织并未像金融机构那样建立一套严格的风控体系，这样一来，拿到钱的中间人卷款跑路，实在不足为奇。

就像一位公益从业者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指出，“大多数患儿家长也知道这样的行为是法律不允许的，但为了获得更多的医疗费，不得不配合中间人进行操作，而这种心理很容易被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利用，最后演变成‘杀猪盘’。”

再者，如果慈善组织变得越来越“金融化”，何不让正规金融机构来承接此类业务？慈善组织本是一个使命优先的机构，但有些慈善组织在追逐规模的过程中发生了“异化”。这是个别慈善组织的行为吗？还是一种潜在的普遍现象？如果是后者，慈善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就岌岌可危了。

03

“个人求助”假借“公益筹款”之名，双输局面

在柯善孝一案中，所有的深度报道无不细致地讲述了大病家庭的困难，多家媒体均努力呈现一个事实：大病家庭若非走投无路，也不会把治病的钱打到一个私人账户，以期实现不足10%的返利。在医保未能实现全覆盖的当下，一场大病足以摧毁很多家庭的脆弱的经济基础，毫无疑问，“个人求助”有着强烈的、短期内不可能填补的社会需求。

但是，“个人求助”非得假借“公益筹款”的名义进行吗？

多名研究公益慈善的学者指出，“个人求助”须与“公益筹款”分开，这也是《慈善法》的内在需求。公益性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在确定受益人方面，慈善组织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得指定捐赠人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

“个人求助”与“公益筹款”同样重要，但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路径，井水不犯河水。个人救助，可以通过水滴筹、轻松筹，或未来更多创新的救助模式；而“公益筹款”还是得坚持其公益性，切断捐赠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利益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