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里，聊聊气候变化

新闻说，2023年可能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不仅是中国热，全世界都热。据说，此前最热的一年是2016年，现在才6月，全球平均气温已经逼近2016年的峰值了，还有7月呢？8月呢？

喊了那么多年的狼来了，现在气候变化是真来了。

以前，国内没多少人重视气候变化。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当时只有一家半的中国社会组织到场，一家是阿拉善SEE协会，另外半家是一家国际NGO的中国办公室。当时，阿拉善SEE由王石和冯仑带队，那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以社会组织的身份参加世界气候变化大会。

据王石回忆，那时就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怎么宣称自己，怎么参会都搞不清楚。但王石还是厉害，就在人家的大走廊上发表了一个《北京宣言》，大致的意思表个态，应对气候变化这种全人类的事情，咱中国企业家也要做点贡献。

但到了2022年11月，在国内疫情还没结束的时候，参加埃及气候变化大会的中国社会组织代表团有100多号人，奔着200人去。最早参会的阿拉善SEE，也把以前的污染防治项目，改成了“气候和商业可持续项目”。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十余年间，从哥本哈根到埃及，活跃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中国社会组织，从无到有，从有变多，存在感出来了。

在很多人看来，应对气候变化应该是国家的事情。因为全球变暖的核心问题是碳排放形成的温室效应，要减缓变暖就得减少碳排放，除了国家还有什么主体有权力、有能力去控制一个区域的碳排放呢？现在有很多社会组织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中，他们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这种非国家主体的、“自下而上”的推动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如果是公益界的朋友，他们说不定还想问，现在经济这么不景气，国外的钱也不好拿，做气候变化的社会组织的资金是从哪来的？他们活得好吗？这些做可持续发展的机构，他们自己可持续吗？

SEE基金会6月20日发布了《中国社会组织气候行动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组织在气候议题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收入以国内基金会资助和政府购买服务为主，多数组织主要围绕资助方的需求开展项目，在100余家受访组织里，只有15%有10位以上的专职人员，而三分之二的机构2021年收入在100万元以下。

总的来说，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组织还很弱小，各类支持方对中国气候行动提供的公益资源还远远不够。

关于气候变化，我们比以前重视一点了，但还是不够重视。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COP27（气候变化大会）上以警告的口吻说，应对气候变化已刻不容缓：“我们正踩着油门，一路驶向地狱。人类仅有一个选择：合作或灭亡。我们必须达成气候团结协定，否则就是在集体自杀。”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人类非常关心不平等，并不太担心集体毁灭，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毁灭也是不平等的，在气候变化中受到损失的，大概率是穷人，因为穷人没有选择的自由。

所以，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问题，光有国家主体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也需要有更多人站出来。但是，这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却非常难，要不古特雷斯也不会说我们正踩着油门，一路驶向地狱了。

本期的共益论沙龙请来了一位新闻界的朋友，和一位公益界的伙伴，我们来听听他们在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里，他们以及他们的机构在做些什么，他们怎么看待这种严峻而又棘手的局面，他们有没有什么对策。

【本期嘉宾】

刘栋，澎湃新闻首席记者。他的报道领域包括气候变化、全球传染病和中美关系。参与重大新闻报道包括COP生物多样性大会、2016年和2020年美国大选、中美贸易战、“一带一路”、新冠全球疫情等。

卢之遥，SEE基金会气候变化与商业可持续项目总监。中央民族大学与耶鲁大学联合培养生态学博士。“家园归航”全球女性科学家领导力培训和南极考察项目中国成员，书籍《我们选择的自己》作者之一，书籍《碳中和行动：绿色公益推进气候治理》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