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一场“公地悲剧”，人类该怎么办？

既然全球变暖是个事实，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个问题貌似有些争论，但其实科学界也基本有了共识：主要是因为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温室效应——太阳的光热在进入地球之后，地球本来有一个“散热”的过程，但温室气体就像是给地球加了一层透明的盖子，锁住了这些反射的热量，于是地球就越来越热了。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NOAA）

克鲁岑指出，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由于人类对全球环境的影响不断升级，这些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可能会使全球气候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未来数十年将是人类世进化的临界点（tipping point）。

不少人认为，气候变就变吧，有什么大不了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人类社会在这颗星球上的运行是有一个安全阈值的，科学家把这个阈值称为“行星边界条件”，意思就是说，在边界条件内活动，人类社会是安全的，要是越出了边界，会有大麻烦。

来源：思益博雅课程讲义

加内特·哈丁（Garrett Hardin）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提出了“公地悲剧”的概念，哈丁举了一个公共牧场的例子：假设许多牧民管理着各自的羊群，扩大羊群的规模能让他们多赚钱，但本人并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成本，这样一来，每个牧民都有过度放牧的冲动，牧场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搞得一塌糊涂。

过度砍伐森林、过度捕捞渔业资源、过度排放温室气体，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力阻止其他人使用，因此每一个人都倾向于过度使用，从而造成资源的枯竭。

如果说天空是人类的“公地”，那全球变暖是一场公地悲剧。

哈丁进一步指出，公地悲剧是一种特殊的囚徒困境。从理性的角度来讲，控制全球变暖的速度，降低碳的排放对全人类都有利；但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也许还有帝国争霸的需要，各国往往倾向于相互伤害，争先恐后地推高全球气温。

举个例子。我们就假设全球只有两个国家排碳就好了，如果这两个国家都下定决心、勒紧裤带，愿意忍受减少排放的代价，那么这两个国家都将免受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损失。这是个理想情况。但是，减碳的本身也是有成本的，万一有一个国家减排了另外一个国家却没有呢？那率先减排的国家不就亏了吗？同时，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很难被监控的，因此，这两个国家出于利己的考虑，都有让别人减排而自己搭便车的冲动。

如果说全球变暖是一场“公地悲剧”，这种悲剧性往往体现在穷人身上，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

两种解决思路：制度，还是市场？

在哈丁看来，想要解决公地悲剧，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实行专制的统治，要么将公地私有化。哈丁说得比较极端，这两个办法不是极左就是极右。但事实上，后来国际社会确实是按照哈丁的思路来展开的，只是中庸了一些：一个解决思路是“立制度”，另一个是“市场化”。

在京都之后，各国又进行了多轮协商，包括哥本哈根（2009年）、德班（2011年）和多哈（2012年），但这些协商都没什么进展，这让用制度解决问题的前景看上去有些黯淡。

但以市场为中心的办法也存在问题，如果一些排碳大户没有付出代价，而让其他人或者全社会来承担，市场就会失灵。我们有办法为所有的碳都做出标记吗？如果不能，偷排的人总会获利。同时，最有能力为碳排放埋单的人，通常也不太会直接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有足够的意愿掏钱吗？

这里有一个哲学问题：究竟是要以人类为本，还是以环境为本？大家都认同要保护环境，但保护环境究竟是为了人的生存发展而保护环境，还是环境是一个至高的目标，人其实是可以被牺牲的？

基督教文明主张以人为中心；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讲“天人合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

|目前大多数人认同的观点是，环境保护很重要，但人的发展也很重要。因此“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就开始流行。

2015年9月，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193个成员国在峰会上正式通过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s），希望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