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流行时期的“NCP生命支援”

采写：何欣欣、訾奕然、胡世鑫
编辑：黎宇琳 

“为什么我报名两天都没人对接？”
“郝南老师，我这边认识一些退休医生，他们可以加入吗？”
“我想问下关怀组现在还缺人吗？” 

那是在2022年12月21日的晚上，“NCP生命支援”组织了一场招募推广会，参会人数近300人。会上，公益人郝南和大家分享了其时全国COVID19流行的形势，以及“NCP生命支援”工作的进展。 

“NCP生命支援”各个小组的负责人接连介绍了部门的工作，希望感兴趣的小伙伴加入。关怀组的苏虹在介绍时，不停地咳嗽，同步组的组长因身体不适并没参加宣讲会，最后让同事帮忙读完了自己提前写好的介绍。其时，“NCP生命支援”组织大部分志愿者都病倒了，但他们依然希望为这个志愿组织贡献自己的心力。 

NCP生命支援成立于2020年COVID19出现在武汉的时候，以郝南创立的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为基石。COVID19流行的三年里，“NCP生命支援”响应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帮助当地应对因COVID19而引发的健康问题及其次生灾害，以线上协作、团结专业力量参与一线救援的方式，弥补了主流救援的不足，努力缓解COVID19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他们搭建了一个使命驱动的自组织，试图重新唤起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 

现在，COVID19大流行已经结束了。也许我们再也不用面对像2022年那样的困难，但未来的事情谁又说得准呢？我们应当知道如何能够在极端的情况下把零散的力量组织起来，去支援我们所爱的人，或者某种值得我们所珍视的事物。 

医疗救助篇：
一场与死神的竞速赛 

”我老婆怀孕快四十周了，连续好几天高烧40度。但医院我们不敢去，染上新冠就麻烦了。医生，您说该怎么办？“ 

随着微信的提示音，黄鑫的手机里传来一条来自武汉的求助消息。那是在2020年，COVID19肆虐武汉，作为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的黄鑫，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妇产科医生一起加入了“NCP生命支援”医疗组的孕妇援助分组，以线上问诊的方式，帮助受新冠肺炎影响的武汉孕妇们。 

这条消息引起了群内医生的关注，他们根据过往的经验，轮番劝说这位丈夫带妻子去医院，检查是细菌性还是病毒性发热，郝南还来群内询问是否需要筹备一台胎心监护仪。在对孕妇和胎儿生命健康的担忧中，黄鑫和医生们焦急地等待着微信另一头的反应。终于，三天以后，孕妇一家人前往医院就诊。当天晚上，丈夫往群内上传了妻子的胎心监护图，一切正常。 

医疗组的副组长蔡东明，是上海一位经验丰富的护士长，就职于当地一家大型医院。他在西安爆发COVID19危机时加入了“NCP生命支援”，随后参与了上海迎击COVID19的志愿行动，协助郝南在上海搭建了“NCP生命支援-上海线上医疗组”。组内有专人负责整理上海市各医院的地址和联系电话——从上海市政府网站公布的等级医院名录中一一收集，也有一些来自蔡东明的医生朋友。 

医疗组接待过一位患者阿未（化名），她被确诊阳性，一直未被转运，又生了急性病，无法及时就医。接到阿未的求助后，“NCP生命支援”医疗组的志愿者们开始轮流拨打120，强调阿未病情的严重性，请求加急处理。同时，他们也在寻求各种渠道联系还在开诊的私立医院，希望院方能先介入对阿未的病情观察。经由15人不间断地拨打，120终于打通了，阿未被及时送往了还有床位的医院。蔡东明这才缓了口气。“真来不及的话，可能（患者）当时真就惨死家中了。” 

由于责任重大，NCP生命支援医疗组的门槛极为严格，报名的志愿者需要在招新问卷中上传医师、护士资格证，必须具备几年的工作经验。医学、护理学生可以报名的基准线设置在研究生及以上，他们一般会成为解忧接线员或“分诊小天使””。 

同时，医疗行业“老带新”的传统，也被带到了这一志愿网络之中。老志愿者会手把手将患者对接流程、问诊方式等传授给新志愿者。当经验丰富的医生护士带出来新人，新招募来的医护又可以单独指导新人的时候，医疗组就达到了运转的基本标准。 

这个标准在上海医疗组建立一个月后趋于完善——覆盖各个科室，每个科室都有高年级的医护、低年级的以及刚实习的，约35人，其中5人是副高职称，此外还有20多名医学生；到2023年初，线上诊所中主治医师占45.95%，副主任医师占36.14%——规模已与一所小型二甲、三甲医院相当。 

专业出身蔡东明对志愿者们的响应速度能向专业的医疗机构看齐。他要求志愿者们在接到求助表单后，3分钟内完成转诊，5分钟内联系到相应科室医生护士， 10分钟内完成问诊。如果患者需配药，表单要在15分钟内转给线下对接组，附上患者需求、所在地、联系方式、完整的送药过程。 

“抓紧快！”“发给我看看！”“马上给我反馈！”这是蔡东明在医疗组微信群中发得最多的内容；志愿者们除了回复“收到”，接着会发送遇到的问题和可能的处理办法。 

蔡东明在招募志愿者时，也会优先考虑有极危重症轮转经验的人。来到线上，大家对东明的要求往往也一点就通。“比如我和他们说，心梗病人抢救的时候慢一分钟，死亡率会增加2%，他们很快便能理解‘速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医疗组的运行，并非一开始就如此迅速。蔡东明记得，上海医疗组刚刚开始组建，收到的需求不算多；接下来的上海的情况便愈发严重，一所所公立医院停诊，需封控的“黄码医院”也多了起来，蔡东明所在的科室，在经历了8轮封控后停止接待患者，所属医院开始不断发布此起彼伏的COVID19风险点。“那时我意识到，我们的任务更加艰巨。” 

蔡东明要求接线员们在庞杂的任务下保持高效率，因此被接线员起了个“蔡扒皮”的外号，“因为我像死命一样催他们。” 

药品支援篇：
用电话“敲”开第10000扇门 

当一座城市“静默”半个月、一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人们对各类药物的需要就会变得愈发紧迫。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得每天按时按量服用药物控制病情，他们需要社会的支援。 

佳蓬是吉林长春人，长春遭遇COVID19后，他是第一批参与了线下药物配送工作的志愿者。但药物配送工作千头万绪，在没有清晰信息指引的情况下，志愿者们效率不高。 

而“NCP生命支援”参与吉林救援以后，使得当地志愿者的物资传送效率有了不小的提升。佳蓬说：“原本每栋楼的配送都是散着来的，有了平台（NCP生命支援）后，我们在线可以按街道、按社区、按网格进行划分，根据需求的紧急程度安排配送优先级。以前一个志愿者出去一趟只能送一家，现在去一栋楼里面可以送四家物资。” 

思潼在西安COVID19流行时期加入“NCP生命支援”，在她看来，“NCP生命支援”能够有效减少信息差，整合各方需求，根据紧急程度，进行合理安排。 

在每次行动中，“NCP生命支援”都会明确支援工作开展的优先级顺序；而在地组织则负责打通“最后一公里”，将物资及时送到需要的人手里。这样密切的线上线下联动配合，必须以双方的信任作为前提。组织与组织间彼此的信任程度，直接决定了志愿组织的线上协调能够发挥出多大的效用。 

郝南称：“‘NCP生命支援’每到一个新城市，都会与当地线下组织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在吉林，“NCP生命支援”组织与华益爱心志愿者协会合作，建立了购药平台，用于缓解当地居民居家隔离时期购药难的问题。 

佳蓬一度担任“NCP生命支援”社区对接组组长，负责带领组员，通过电话说服各个社区，让他们将线上购药平台这一渠道对接进各小区内部。 

有一次，一位社区对接组成员向佳蓬抱怨：“哥，要不咱还是换一种方法吧。”佳蓬询问原因，组员说，社区联络表上好多社区主任的电话都没更新，自己按照上面的记录电话打过去，对方一听都乐了，说：“我都已经退休十年了。” 

“这种情况还是我们后来与吉林政府工作人员联系上，重新更新了联络信息表，效率才得以提升——说到底得有政府支持。”而在之前的武汉、上海等地救援时，“NCP生命支援”同样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有时候没有政府的支持，志愿者举步维艰。 

吉林的志愿者们有一套沟通的方法：一个电话打不通就接着打下一个，对方表示犹豫就尝试在其他时间里多打一次问询……佳蓬和志愿者们将全市能联系到的社区主任们的电话都打了一遍，虽也会遭遇拒绝，但更多人会表示“可以试试看”。 

“NCP生命支援”的介入，让处在封控中、被隔离的区块之间能在医药资源上相互连接。有时，他们会接到特殊类药品的需求，比如曾有一位抑郁症患者向他们求助，因为抗抑郁的药品在一般药店里买不到。志愿者们就将特殊药品需求汇集成表，交由专人携带患者病历，前往精神类疾病专治医院进行开药。 

思潼感慨地说：“这种涉及跨区域的药品协调，真的很需要一个平台型组织的支持。” 

思潼此前从没想过，一座城市会存在那么多不同的需求。从西安到长春，思潼从参与线上支援体系的新手，逐渐成长为一个志愿组织的骨干成员。在她看来，每一个地区的响应行动，都是对线上系统的一次迭代升级，意识到体系当中还存在哪些漏洞，及时补充。 

郝南说：“快速迭代，不是一个人设计的结果，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应对。” 

“NCP生命支援”一度在全国范围内创建了城市互助群，让同一城市的居民能够拥有一个互相交换所需药品的平台。同时，作为城市群的运营方和管理者，通过与本地的医疗机构、药店药房、社区医院建立联系，NCP志愿者能够在互助群内回答非常具体的医药相关问题，诸如哪些发热门诊还开放？现阶段哪里还有什么药物？需要多少钱购买等等。他们正在居民无法自由流动的特殊时期为人们提供宝贵的药品信息。 

全面放开后，封控已经成为过去，但短时间内大量人员的感染，导致某个区域药物紧缺，这在气候变暖加剧、许多古老病毒蠢蠢欲动的当下，不是没有重演的可能。“NCP生命支援”药品支援行动所积累的经验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不能总是期待政府解决一切问题。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同样道理，再强的政府也有可能鞭长莫及，届时，我们要指望身边的好邻居，以及热心的志愿者。 

心理援助篇：
爱在黎明破晓时 

许多患者面对着疾病、资源短缺、COVID19流行形势不断变化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承受着多重心理压力。郝南提到，“来线上咨询的患者，有一半需要心理支持。”这样的时刻，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组织，接住他们的担忧、焦虑与无助。 

苏虹是“NCP生命支援”关怀组的组长，曾参与心理干预工作5年。在上海支援期间，她曾帮助一位有抑郁倾向的刘女士。当时，刘女士因身体不适急需去医院就诊，但社区迟迟不帮忙对接。因长期被封在家，刘女士的病情也无人问津，后产生抑郁情绪。当朋友帮忙联系到心理援助后，苏虹第一时间与她进行电话沟通。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苏虹一直站在对方的角度帮她舒缓情绪，并努力与她共情。事后，刘女士说道：“如果当时没有苏虹的疏导，我都可能拿着菜刀去找社区的人了。” 

关怀组的日常工作，便是为前来求助的患者，提供心理咨询与疏导、线上陪伴与关怀服务，尽最大努力减少患者因病情和社会紧急状态产生的负面情绪。对于“NCP生命支援”来说，心理支援与医药支援同样重要。关怀组的出现，为与COVID19的对抗中身心俱疲的患者，营造了安抚、休憩心灵的“港湾”。 

然而，比起成功对接并帮助到的一部分人，还有太多人和事是志愿者们无能为力的。即使技术的进步已能让人部分地跨越异地的障碍，但时至今日，手机屏幕的对面却始终是无法触及的远方。线下，医生们可以直接坐到病床边，为病人查体，与其面对面沟通；而线上，医患双方的交流，往往只存在于几行文字，几张图片里，获取信息的有限使得医生只能给出最基本的意见和判断。 

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致力于帮助别人的志愿者，往往也有着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们的焦虑也需要纾解。 

每做完一个心理辅导，苏虹都会给自己留15到25分钟的时间，做自我调整，“这是必须的”。她深知，治愈他人的同时也需要自愈。苏虹会让关怀组的伙伴去放松，疏导自己，把不属于自己的情绪排泄出去。 

在支援工作特别紧张的时段，关怀组会在周末组织内部的“吐槽大会”，主要针对志愿者。“吐槽大会”主要是让大家“诉苦”。大多志愿者刚加入时，心气很高，认为自己一定能帮到别人，但现实却总让大家产生挫败，有些人会陷入自我否定的状态中。 

“我做不了志愿者，我要退出。”这是苏虹时常会听到的声音。“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希望让他把自己参与过程说出来，说出来，我们就知道该如何帮助他。” 

让苏虹骄傲的是，关怀组研发的“树洞”也治愈了不少志愿者。树洞由组织内部技术志愿者设置的小程序，作为志愿者们的一个情绪宣泄口。进入小程序后，会有所谓的“客服”来和志愿者们进行沟通，解决大家心理上的问题。每晚，苏虹会汇总树洞数据。今天解决了多少？遗留了几个问题？需要支持吗？“如果有需要支持的，我们就会安排跟进。” 

2023年的第二天，一位患者家属来到了“NCP生命支援”的网络分享会，说道：每每在线下世界中孤立无援，感到最荒芜的时候，是NCP的医生前来给我建议，告诉我怎么做，虽然隔着屏幕，但好像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因为有你们，我特别安心。 

志愿者DOLL说，那位家属的话，正好呼应了NCP生命支援一直以来的主题——你，相信光吗？ 

“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志愿者能够坚持下去的动力——希望我们能像一道光照进黑夜，让你们继续往前走。” 

后记 

写出来的很多，但没写出来的更多。NCP生命支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体，有着非常精巧的组织设计，但又保留了自由生发的空间。我们已经写了好几篇关于NCP生命支援的文章，描述出来的依然只是冰山一角。 

这是一个救灾型的网络志愿组织，其一大特点是，当灾情消散时，它也隐没在互联网的水面之下，就像从未存在过；但当灾难来临，它又会在极短的时间里突然浮现，也许是以跟之前完全不同形态，但却怀着一样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