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笔记 | 约束“利维坦”是可能的吗？

“共益资本论”联合“思益博雅课程”推出“博雅笔记”系列，旨在课堂之外，传播更多常识，推动智性交流，提升行动者面对复杂问题的辨析能力。

“博雅笔记”基于思益博雅课程的讲义，也融入了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见解，观点不代表机构的立场。

在一个暗流汹涌的时代，不懂点政治是搞不清楚状况的。

有人说，我不管政治，我就过点小日子行不行？

不行。不管你管不管政治，政治都要来管你。

学者刘瑜在《可能性的艺术》一书里打了个很好的比喻：人类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被政治“绑架”，它是我们所有人脚下看不见的大海，是我们必须穿越的看不见的狂风暴雨。

但政治又是复杂的，想要了解政治运作的基本原理，可以从哪里入手呢？

学者包刚升在思益博雅课程里指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演化是国家（State）的兴起。

但是，什么是国家呢？国家是从来就有的吗？

给国家下过定义的人很多，马克思·韦伯最直接，他说：国家就是一个合法垄断暴力的机构（卡尔·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又是暴力，又是垄断，韦伯好像把国家说得很坏，其实不然，只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没有国家又会怎样？

那就是现实版的黑暗森林。

刘慈欣的《三体》描述了宇宙间一种所有文明都把其他文明当成敌人，并在猜疑链中最终走向无差别地消灭对方的状态，即所谓的“毁灭你，与你无关”。

事实上，黑暗森林状态并非一种臆想，人类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处于类似的状态。托马斯·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指出：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时，人们便处在所谓战争的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十分接近于黑暗森林的状态，但是，霍布斯并不认为这种状态是不可解的，他认为一个超级强权，也就国家，可以终结弱肉强食的丛林：“只有一条道路，把大家的所有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者一个能够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转化为一个意志的多数人组成的集体。……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国家）的诞生。

《利维坦》扉页画：最上面一行写的是：世界之上没有权力能够与他相比

利维坦是西方《圣经》里象征邪恶的一种海怪，霍布斯用利维坦来指代国家，实际上也表明了一个观点：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

人类创造了利维坦，一开始是希望利维坦能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但人们很快发现，利维坦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它是一种超越于众人之上的强制性的权力，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

阿克顿勋爵所说的腐败，不仅仅指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也指“一个机构偏离了创立时所设定的目标”。打个比方，秦国的产生可能是为了解决秦人的公共需要，但秦国产生后，它的权力就总是集中在秦王家族手中，它就很可能不再服务于秦人的公共需要，而是服务于秦王家族的需要了。

韩非子说得特别直白：“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难的时候，让平民当炮灰，太平的时候，就让平民996。

有人说，那是因为秦王是暴君，如果遇到一个明君，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呢？

也未必。

一个明君有可能会选择“与民休息”，就像汉初的“文景之治”那样。但是否要这么做，全看君主的心情。文、景之后汉武帝上台，做54年的皇帝打了43年的仗，上位者在“与民休息”之后连本带利地要了回来。

事实上，无论谁来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他（她）都会试图去完成国家的建构，也就是如韦伯所说的，“在一个特定的疆域内成功地宣称拥有合法行使暴力的垄断权”，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刘瑜在《可能性的艺术》一书里讲了个故事：在墨西哥一个叫库利亚坎的城市，一个黑帮组织包围了政府，要求政府放了他们的老大，经过一夜激战，最后警察决定投降，把黑帮老大给放了。事后墨西哥总统为放人辩护，说，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我们决定把这个坏蛋放了。

这种黑帮电影都不敢拍的情节，真实发生在2019年的墨西哥。

事实上，也不独墨西哥，世界上很多国家能力比较弱的地方，比如阿富汗、撒哈拉以南的许多非洲国家，因政府无力实现对暴力的垄断，居民的人身安全往往是没有保障的。

而当有人（或者组织）居然完成了这么难的任务，成功慑服群寇，为人民带来了和平，其力量就往往强大到可以不受约束，至少对内是这样的。所以，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就是打出来的，所谓“战争缔造国家”。

秦始皇一定会同意这个观点，他在表扬自己的碑文上就是这么写的：“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

秦始皇说得很清楚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以暴制暴带来秩序，这就是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实际上，这也成为了中国此后2000年的政治传统。学者秦晖干脆把从秦到清统统都称为“秦制”，尽管这在学术上有争议，但“枪杠子里出政权”的做法确实是一脉相承。

利维坦是如此的暴烈，那么，约束利维坦是有可能的吗？

洛克说，只有让国家权力受到宪法、法律与分权的约束，才能捍卫社会成员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权力要被关到笼子里。

但关键是，怎么才能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呢？

有人就说了，要制定法律，让王在法下。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按照历史经验，法律一般是由君王制定、并由他的军队来保证实施的，哪个王会愿意待在法之下呢？那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吗？

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个问法：人类历史上有哪些成功把权力关到笼子里的实践？

答案是有的。最有名的就是1215年英格兰的《大宪章》。

大宪章签署画

当时，英格兰的约翰王和治下的贵族发生武装冲突，约翰王战败，在贵族胁迫下签了一个协议，大意是承诺之后不能再乱来，要保障贵族和教会的利益，这份协议就被称为《大宪章》。

我初看这个故事时觉得稀奇，国王咋这么老实？难道是因为英国人特别有契约精神？

其实，约翰王也不老实。看了上图就知道，守在他旁边的贵族们个个拿着武器，神情凶神恶煞，背景里还有士兵和军营，所谓的大宪章，是一个城下之盟。就在贵族离开伦敦各自返回封地后，约翰王几乎立即就宣布废弃大宪章，于是内战继续。

在约翰王之后的多任英王，都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废弃大宪章，国王与贵族之间打来打去，讨价还价，斗了470多年，直至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里赶跑了詹姆斯二世，并在次年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英格兰才真正实现了“王在法下”，建立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君主立宪制”。

君主我们也有，而且很多，但为什么“君主立宪制”就没出现在我们国家呢？难道我们的祖先就从来没有想过限制君主的权力吗？

其实也是有的。学者黄仁宇写了一本叫《万历十五年》的书，说万历十五年（1587年）之后，皇帝万历就开始罢工了。他罢工是因为他想做的事情总是被文官集团反对，比如，他想立自己最喜欢的女人当皇后，文官反对；他想废了太子另立一个，文官反对；他想处罚不听话的官员，文官还是反对。文官集团的武器是“伦理”：“本（明）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

也就是说，明朝用伦理而非法律来约束王权，这不能说没有作用，有明一代，皇帝确实受到诸多制约，甚至被称为“紫禁城中的囚徒”。但是，这种约束终归是一种“软约束”，要是皇帝一意孤行，文官的唯一办法是“死谏”，死谏作为一种行为艺术，无疑是很悲壮的，但效果实在不怎么样，往往是谏言的人死了，被谏的人该怎样还怎样。

经验告诉我们，不管伦理还是法律，想要得到落实都必须以实力作为后盾。不要忘记，《大宪章》的背后，是一群在军事实力上足以与国王叫板的武装贵族。

只是有一点很迷惑，这些武装贵族既然已经强大到可以逼迫国王立约，那为什么不取而代之呢？大宪章中的贵族，似乎就没考虑过这个选项，这从第61条里可以看出来：“此二十五男爵即可联合全国人民，共同使用其权力，以一切方法向余（国王）等施以抑制与压力，诸如夺取余等之城堡、土地与财产等……但对余等及余等之王后与子女之人身不得加以侵犯，错误一经改正，彼等即应与余等复为群臣如初。”

意思就是，要是国王毁约，贵族们可以夺他的城堡、分他的田地，但是，必须保证国王家人的人身安全，不仅如此，要是国王改正了，贵族依然要尊他为王。

与我国历史有很大不同的是，英国人在反抗国王的过程中，宽容是存在的，底线也是存在的，他们的政治体系中存在着足够强的社会力量，但同时又有着克制、宽容的政治传统，这大概是约束利维坦的两个必要条件——前者确保“约束”得以可能，后者避免进入“治乱兴衰”的历史循环。

那么，在一些社会力量薄弱，同时也一向不主张宽容的国家，是不是就不太适合去抄作业呢？东亚往事可以给我们启示：日本的“明治维新”水到渠成，而满清几乎照搬“明治维新”的“百日维新”却流血收场。说到底，是因为社会状况大不相同，两国的社会力量对比悬殊。

刘瑜在思益博雅的课堂上指出，英国“中强国家，超强社会”的特性让立宪主义得以诞生。

意思就是说，如果国家很弱，那就没必要约束国家，而如果国家太强，那也约束不了。国家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政治就在社会之中，先有社会变迁，才可能有政治变迁。

所以，约束利维坦是可能的吗？一个有力而宽容的社会是前提。

有人说，不学政治，还没那么绝望，越学越绝望。这是有道理的。

但也有另外一种道理。在学习人类政治演变史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这个运动大的方向，就是从少数人统治走向多数人统治，尽管多数人统治也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诸如决策效率低下、多数人暴政等等，但这种运动是真实存在的。

就如托克维尔所指出：“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势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扰，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

但我同时也看到，这一社会运动是在历史的时间尺度上进行的，从《大宪章》到《权利法案》，英国贵族为确立议会主权用了474年；从1863年的《解放宣言》到1964年《公民权利法案》，美国黑人为争取基本的公民权利，耗时101年。

人们在回顾政治历史时总喜欢回顾那些高光时刻，但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隧道里行走时，有很多人注定无法看到光亮。

作为一个普通人，温和而坚定地往前走就好了。

“春有时”画展

今年3月18日，上海市莫干山路有一场名叫“春有时”的画展，策展人说，她不想再错过一个春天。她在画展的明信片上写了一篇小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春的浩荡有一种几近残忍的执意，兀自蓬勃，兀自席卷，并不因为谁的缺席而迟缓等待。”

文章的最后一句是：“自己开得好，就是对世界的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