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打开敦煌：原来古代中国也曾这么开放多元

在游览敦煌莫高窟时，历史学者段志强提醒我们，东边地平线上一条不起眼的山脉，就是鼎鼎有名的三危山。

三危山，象征着“华夏的边缘”。古时，三危山再往西，就是一片茫茫的大漠。尽管在三危山以东的河西走廊，从武威、张掖、酒泉到敦煌，其间也不乏沙漠戈壁，但在这一段绿洲较多，且相距不远，古时行商，即便是徒步，从一处绿洲走到下一处，近的不过一两天的脚程。但三危山以西就不同了，绿洲之间的间隔很远，旅人一旦在沙漠中迷失方向，就可能葬身大漠。

沙漠中的三危山 思益博雅学员摄

《尚书》里有“窜三苗于三危”的说法。据说在尧舜时代，“三苗”不听话，舜打败了他们，就把“三苗”流放到三危山一带。尽管不少现代历史学家指出，那时的三危山，也许不是现在敦煌的三危山，但三危山一直作为一个文化上的标志：流放到这里，就算是流放到华夏文明最边缘的地方了。
各种古代的中国地图，都在西边画个三危山。

帝喾九州之图

这张制于北宋年间的《帝喾九州之图》，不仅在西北一角清晰标注了“三危”，还特意用文字注明：“敦煌北，大碛之外，为戎狄之地，非九州之限”，意思就是说，敦煌以外，就是一片大沙漠，沙漠的那边是戎狄的地方，不是我们华夏的地盘了。

这就是敦煌。河西走廊的西部端口，古时西域诸国与中原地区交流的必经之地。在丝绸之路兴盛的汉唐时期，自敦煌向西，出汉代的阳关与玉门关，能通往古代的波斯、阿拉伯、印度乃至于希腊、罗马。敦煌是那时的国际交通枢纽。在这里，学者们能找到大量来自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信仰，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交流和碰撞的证据。

以敦煌壁画中的“三兔共耳”为例，这一神秘的符号不仅出现在莫高窟大量的隋唐的洞窟中，也铭刻在德国教堂钟上。

敦煌莫高窟407窟藻井，三兔共耳图，隋代

德国教堂钟上的三兔共耳标志

画家尤勇认为，虽然莫高窟内的三兔共耳图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例子，但这个图案并不太可能源自莫高窟。学者推测该图可能源自美索不达米亚甚或古希腊世界，在伊朗粟特人或波斯萨珊古王朝的影响下传到莫高窟。“可以确定的是，三兔共耳图除了在莫高窟、古格王朝遗址和拉达克的佛教图饰中能看到外，还出现在回教和基督教地区，往西延伸到英国西南的沿路一带。”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际”。这是季羡林先生说过的话。

知名媒体人梁文道认为，敦煌这个地方围绕着它所产生的种种启发、种种研究，早不只是我们中国国内的事，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的很大门类，里面牵扯到考古学、人类学、史学、美术史、文学、语言学、宗教史，所有你能想象得到的人文学科几乎都能够在敦煌汇聚起来。

“打开敦煌，不只是打开中国，而且还是打开一个我们已经忘记了的，中国和世界的联系。” 梁文道说。

“敦煌学在国际”

慕名来到敦煌莫高窟的游人，大多迫不及待地想要去看洞窟，如果不是有导游提醒，或者事先做了很多功课，大概不会有人留意不远处的一座不起眼的道士塔。这座道士塔的文物价值跟莫高窟没法比，但是，对敦煌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不宜错过了。

这座塔的主人叫王圆箓，人们一般叫他王道士，他是近代中国最早发现莫高窟文物价值，并试图加以保护的人，但他同时也被认为是导致敦煌文物大量外流的民族罪人。

道士塔 思益博雅学员摄

王道士生活在清末民初，早年曾经从军，后来成了一个游方道士，穷困潦倒，大概也读书不多。他云游到敦煌这个地方后，意外发现了莫高窟里的精美装饰，就一心想着把这里的某个佛教洞窟改造成道宫庙宇。那时，大半个莫高窟埋在沙子里，王道士就自己募集钱财，清理部分洞窟走廊的积沙。

历史就在这样看似无聊的时刻发生转向。1900年6月22日，在清理现编号为16号洞窟的积沙时，王道士破开洞壁，发现了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藏经洞——在一个仅有3平方米的“洞中洞”里，竟然藏着4世纪到11世纪的各种写本经卷、文书、织绣、绘画、拓本等稀世文物约5万多件。

更神奇的是，这些文物所用的文字除汉文外，还有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等多种文字。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宗教、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这就是敦煌学的起源，这也是敦煌学为什么是一门国际化的学问，因为你若只懂中文，有许多文献根本读不懂。

王道士也读不懂那些文献，但他大概知道这些都是古董，是好东西，就向当时的清朝官府报告，希望能得到赏赐和嘉奖，但那时清政府正打输了一系列战争，签署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根本顾不上什么文物保护。而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手上有很多文物这事儿，引来了一位探险家，或者说是盗宝者，英国人斯坦因。

斯坦因骗了王道士，说自己是从印度来的，因为印度佛法已经衰落，所以他希望从中土取经回去。按斯坦因的说法，王道士被他编的故事感动了。但我想，王道士更有可能被他出的银两感动了——人们在谈这段历史的时候总说，斯坦因用极低的价钱、极不光彩的手段搞到敦煌遗书，但斯坦因很有可能是王道士在倒卖文物早期所能遇到的最慷慨的买家。于是，斯坦因以二百两银子的代价，运走了古籍24箱，佛画、织绣品等5箱，把敦煌文物带到了全世界。

历史学者常彧认为，斯坦因的眼光还不算好，他也看不懂那些多国语言的文献，所挑走的那批文物，以有插画的为主，文物价值不是最高的。但在斯坦因之后，法国人伯希和也来了，那是一位真正的汉学家，据说还精通多国语言，他在挑选敦煌文献时，就重点挑那些用不同文字书写的、反映多民族文化生活的文献。所以有学者总结说：藏经洞的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

王道士的晚景比较凄凉。尽管他修起了自己心心念念的道观（敦煌太清宫），也用部分卖文物的钱改善了自己生活，但他受千夫所指，大家都说他偷买国宝，是民族罪人。王道士的作为当然是不光彩的，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能怪罪于他呢？在王道士之前，人们早就忘记了敦煌；在王道士之后，世上多了一门国际化的学问——敦煌学。

也许，王道士只是历史的一枚棋子，没有他，也会有别人来扮演这个“罪人”的角色。

王圆箓

丝路漫漫，如何定位中国？

在探访遗迹时，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敦煌为什么就会成为多个民族、多种语言、多种信仰的交汇之地呢？

今天是一个海洋时代，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几乎都在沿海地带，今天的人大概很难想象，在中古时期，大陆深处、沙漠边陲居然会出现敦煌这样一个国际大都会。我想，这大概是拜丝绸之路所赐。

说起丝绸之路，我们印象中那是一条东起长安，西边最远可达罗马，纵贯整个欧亚大陆的古代贸易超级高速公路，经由这条商路，东方的丝绸、茶叶就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这种印象也不能说是错的，但事实上要复杂得多。

首先，这条商路极其难走，尤其是敦煌以西这一段，需要穿越，或说是绕过一个大沙漠。据说唐代的玄奘法师在走这段路的时候，一度是用死人骸骨来导航的。《佛国记》中有相关记载：“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渡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同时，丝绸之路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大商队就把东方的丝绸、货物直接拉到中亚或者欧洲去贩卖，没有哪个商队能这么厉害。丝路是一段一段的，是一个绿洲与他相邻的绿洲之间的贸易。

美国汉学家芮乐伟·韩森在《丝绸之路新史》一书中提到：丝“路”并非一条“路”，而是一个穿越了广大沙漠山川的、不断变化且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事实上，在这些艰苦的商路上往来的货物量很小。但是丝路确确实实改变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这条路不仅传播了货物，还传播了思想、技术、图案。

古时的敦煌人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在一条所谓的 “丝绸之路”上，丝绸之路（Silk Road）这个说法，是在1877年才由德国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先提出的。这样的命名源于西方人对古代中国的一种想象，或者说是国际分工中的定位，就是因为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丝国”，这条商路才会被命名为“丝路”。

“如果只能参观一个丝路遗址，去敦煌。”韩森在书中写道，“……在公元1000年，敦煌是最重要的边塞城市、佛教朝圣中心和贸易中间站。”

长期以来，我们似乎有一个观念：中国是中国，外国是外国，好像中外之别是清清楚楚，可以截然两分的。但真的是这样吗？至少在敦煌不是这样的。无论是在敦煌的壁画上，还是在敦煌的历史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华夷的边界是模糊的，是反复变动的。

东晋时期的西域势力分布图

在魏晋时期，敦煌先后属前凉、后凉、西凉等割据政权；在盛唐时期，敦煌是汉人的天下；在唐的中后期，吐蕃一度占据敦煌达数十年之久；宋代，敦煌大部分时间归属西夏，西域与中原的商贸之路几乎断绝；到了明代，汉人重新掌控了河西走廊，但官方对经营西域没有兴趣，甚至长时间封锁了边关，敦煌沦为纯军事的边疆据点。

我们在莫高窟看到的壁画与佛像，以唐代为主，最精美的自然是盛唐的，魏晋、隋代也不乏精品；有少量西夏、蒙元时期洞窟，但与唐代基本不能比；明代之后的几乎没有。我们可以看到，敦煌的兴衰，与丝绸之路是否畅通，与中国和西域的联系密切相关。丝路，是因为东端有中国，才成为其丝路；敦煌，也是在一个开放的古代中国的大背景下，才在商贸、文化、宗教上一度有这样显赫的地位。

探访敦煌，就像是在探访一个已经被遗忘了的古代中国。原来，我们并不是与世界隔绝，直到近代才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国门的，而是远在汉唐时期，我们就与西域、中亚甚至是欧洲有那么多的联系。而且这种文化、族群、宗教的流动是自然的，不是哪个帝王的丰功伟业——众所周知，壮观的莫高窟不是政府工程，而是在上千年的时间里民间自发建造的。有时候，反而是一个强势的政权出现后，才隔绝了这种联系，比如明朝的封关。

当然，商贸与文化交流依赖稳定的政治秩序，动乱也不可能带来文明。敦煌的最好的时候，恰恰也是唐朝的黄金时代，一个强盛、稳定，同时开放、包容的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一起孕育出了光辉灿烂的敦煌文化，这一切，都默默地记录在敦煌洞窟泛黄的墙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