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行业春天靠市场不靠市长

11月初，民政部网站公布了中央12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与人才激励保障的意见》。

应该说，这个《意见》对于社工行业，乃至整个公益慈善行业都是一个利好，不仅明确表态，要逐步解决社工身份、薪酬、上升通道等老大难问题，而且做出承诺，要“支持有突出贡献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进入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意见》里多个激励方案被媒体解读为“向社工敞开体制内的大门”。

只是，为社工敞开体制内的大门，能鼓励更多人当社工吗？只怕未必。

以获得体制内的好处作为扶持一个行业的思路，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维，这种思维在《意见》中体现得很明显。

例如，想要获得相关的激励，首先得“通过考试取得国家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人员”。众所周知，这一类的“职称考试”，难的不是考试内容，而是如何获得考试资格，聪明的从业者一定将注意力放在如何与体制保持更好的关系，而非提升工作能力以获得市场的认可。

例如，《意见》要求地方政府在购买社工服务时，“要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人力成本作为重要核算依据”，这凸显了中央希望为社工投入更大资源的决心，但这种中央请客，地方埋单的做法往往无法解决“钱究竟从哪里来”的问题。

我并不是说这是一种倒退。事实上，这个积贫积弱的行业也没有什么可退步的空间，任何一种激励措施，都可被视为进步，都在解决一些存量的问题。长久以来，许多社工完全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工作很苦，工资很低，前途无望，《意见》的出台，给了他们一个努力的方向，只是，这个努力方向是鼓励人积极向体制靠拢，打财政预算的主意，并不符合当前公益创业的潮流与“小政府、大社会”的趋势。

当前，中国社工行业有一种十分奇怪的隔膜。“体制内社工”与“体制外社工”同为“社工”，却做着不同的工作，乃至于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体制内社工”更像是政府的编外公务员，他们拥有着社工的职称，其工作未必与社区相关，而是根据基层政府的情况，哪里需要往哪去。他们所渴望的，是正式进入体制，或者至少拿到一张有保障的长期饭票。对于他们，《意见》的出台是很大的利好，实际上为其打开了进入体制的大门。

“体制外社工”的模板是香港社工，他们为“民非”或者企业打工，从事的是基层一线工作，往往直接服务于社区的弱势群体，但是，受制于现行法例与市场的成熟程度，他们的工资远低于香港社工，与当地民间公益组织的收入相仿。对于他们来说，任何激励措施，都不如直接加工资来得实际。

对于“体制外社工”，《意见》是指望不上的，他们还得指着自家的老大争气些，多拿些政府购买、公益创投，最好在“99公益日”这样的众筹里也有斩获，说白了，民营机构的员工想涨薪，须得机构获得公众认可，能在市场上打开局面。

“体制内社工”的工作当然很重要，他们日后会发展成“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骨干力量，但是，“体制外社工”的数量更庞大，条件更艰苦，也直面着更多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多考虑一下他们的发展前途，是不是可以为民营社工机构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

什么时候，我们能让“体制外社工”成了一个有体面收入的群体了，那时还怕没有人当社工吗？

发展一个行业，要靠市场，不靠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