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协作者”的努力与困顿，纵有利好，草根社工机构的发展还是难

从珠海市中心向西行，约莫三四十公里，到达斗门“新青工业园”，一片电子产品制造厂聚集处，这是10万外来工人和随他们流动在此的1万名孩子生活的地方。

流动工人大多疲于工作，没空理孩子，也不知道该怎么理。有孩子对此心有抱怨：“爸爸一下班就看球赛，妈妈在玩手机，我只能自己玩。”

一家名为“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简称“珠海协作者”）为此做出努力。那是一家开在“工业园区”里的社工机构，致力于服务青年工人、父母工人和流动儿童。

今年3月，他们发起“父母工人支援行动”，聚焦于“亲职教育”，试图培养父母工人教育孩子的意识和能力。按他们的思路，大部分孩子并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生长的环境，但他们的父母是改变的重要媒介。这意味着，改变孩子，还得从父母入手。

这个解决方案得到不少公益资本的青睐。

2015年，中国民生银行发起“我决定民生爱的力量——ME公益创新资助计划”，广东地区有三家机构入选，各获得50万元的资助支持，珠海协作者便是其中的一家。

在ME创新计划项目组工作人员看来，在珠三角地区，服务外来工群体的公益组织有很多，但协作者的角度很新颖，“其他机构主要是日间照料、儿童辅导；但协作者选择从父母的角度去切入，这是有效改变孩子的手段。”

值得关注的是，珠海协作者与当地政府、用工企业都有着良好的沟通合作，他们的培训活动，由工厂的人事部门直接下发通知，工人们可享受带薪的培训。

尽管如此，珠海协作者依然面临着“缺钱缺人”的行业困境，在火红的“99公益日”期间，珠海协作者两个上线项目均未达到目标筹款额度。

“非典之役”打响第一炮

故事得从珠海协作者的“姐妹号”——北京协作者说起。

2003年，非典肆虐，北京城人心惶惶，大街上行人寥寥。在东五环外的一间出租屋里，一群青年人签下“生死协议”，上面写着：本人自愿参加服务工作，如感染非典，与“协作者”没有关系。

7个人凑了七八万元，买了消毒液、体温计、印海报、印防范手册，便到农民工聚集的社区宣传预防知识，发放卫生用品……据说，三万多人因此受益。

带头的人名叫李涛，70后，本是一名记者。在他的张罗下，2003年3月末，协作者文化发展中心正式成立，为流动人口提供个案咨询与援助、社区照顾、农民工适应城市能力建设培训等。

折腾数年后，“协作者”的发展模式逐渐为政府所认可，多次获得民政部所颁发的奖项。

2007年，南京市政府向李涛抛出“橄榄枝”，希望其帮助在南京复制一个“协作者”；不久，珠海一家企业也找到李涛。

对此，协作者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哪里空白去哪里。按他们的说法，长三角在南京和上海之间挑选，上海的民间组织环境好，南京还是一片空白，那就去南京；珠三角地区，珠海的社会组织也不理想，那就去珠海，直接在工业区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法律不允许NGO发展分支。北京协作者的两大“姐妹号”均在当地独立注册。

2008年末，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简称珠海协作者）正式注册为民办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尽管各自独立，但是我们的服务理念、服务模式和对象是一致的。”机构常务统筹杨玳瑁介绍称。

与北京、南京模式有所不同，珠海市协作者引入了企业一方的参与，即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方合作（在当时，企业社会责任还是个新鲜词），该模式被民政部誉为“内地社会工作发展的第四种模式”。

招募不易，筹款也愁

据杨玳瑁介绍，当时邀他们落地珠海的伟创力集团为机构提供了连续三年的资助，每年20万。“我们关注的对象是企业社工”，不过，杨玳瑁进一步解释道，他们并不是进入到企业内部，只针对某家企业服务，而是沉在社区里。

尽管有企业“背书”，但一开始，要想撬动工人参与进来，也不容易。据说，曾经有企业的项目协调人在招募时，通过电子邮件、网站首页、内部电脑即时沟通平台、张贴海报横幅等各种方式做宣传，但结果仅招募到8人，其中只有一两位是父母工人。这让他觉得很受挫，“一开始以为很容易，没想到效果这么不理想。”

除了调动工人们积极参与，另一方面，如何筹钱，维持机构生存也是摆在杨玳瑁面前的现实问题。有评估机构曾指出，社工服务机构缺乏社会捐赠和民间投资等其他资金投入渠道，社会筹款能力偏弱。

事实上，珠海协作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今年99公益日期间，珠海协作者发起了自家机构的首次众筹，截止11月2日，两个上线项目均未达到目标筹款额度。

10月里，记者在广州见到了珠海协作者常务统筹杨玳瑁。采访当天，她身着黑色T-shirt，留着“西瓜头”发型，言谈间思路清晰。关于机构发展与形势判断，她有着自己的考虑。

 Q&A

杨玳瑁

公益资本论：在珠三角地区，关注外来工群体的机构不少，（珠海）协作者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杨玳瑁：我们主要服务青年工人、父母工人以及生活在工业区里的流动儿童。7年来，累计超过18万人次接受了我们的服务。我们希望培养青年工人志愿服务的精神和能力；父母工人的核心则在于开展家庭教育、亲职教育，去改善他们跟子女的关系；也为流动儿童办阅读活动、夏令营等等。

我觉得协作者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对“助人自助、团结协作”的理念的运用。我们为什么叫协作者，因为我们觉得服务对象怎么参与、怎么提升能力和意识，这才是最核心的，我们只是协助者。

公益资本论：扎根工业区，会对机构的发展带来哪些制约因素吗？

杨玳瑁：这里本身是一个相对闭塞、偏远的环境，生活功能并不是很完善，对人才的吸引力是不够的。我们的服务对象经历着什么，我们就经历着什么，员工得耐得住寂寞去做这件事；另外，对外关系的拓展和筹款，在工业区就会有一些局限，资源相对有限。

公益资本论：对公益组织来说，筹款不容易，你们主要有哪些筹资渠道？

杨玳瑁：这两年，来自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大概占比40-45%，包括群团组织、妇联、民政系统的招投标等；剩下的基本就是来自基金会、企业，分别占30%、20%左右的比例，每年的资金池在80万左右吧。

公益资本论：来自企业、基金会的资助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杨玳瑁：去年，中国民生银行发起的“我决定民生爱的力量——ME公益创新资助计划”，我们成功入选，资助额是50万元。除了资金上的直接支持，我觉得ME创新计划的项目管理做的很规范，他们做项目管理的同时也可以带动提升我们的项目管理能力；另外，拿去申报的项目，原本我们只是零零散散在做，现在有机会做整合了，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更系统化的项目，把我们一直想做的，对父母工人的支持做起来。

公益资本论：没有争取公众的捐赠和支持吗？

杨玳瑁：我们以前主要在做项目，直接投入到服务上面，人力和精力不够。众筹、公共参与这块做的不够。现在我们意识到，除了能筹措资金，还可以通过众筹去做社会公众的教育和动员，希望公众筹款以后能占到3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