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德雄：广州民间公益强在其社会动员能力

文-曾德雄（广州市人大代表、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
今年，广州率先把全国“慈善之城”工作纳入城市整体发展战略，计划在未来五年建设成引领国内、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慈善之城”，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使其跟广州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匹配，让慈善成为广州城市的新名片。

广州素有积德行善的传统。去年12月，第四届“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发布，广州位列全国第四、全省第一。近年来，广州先后颁布实施了《募捐条例》、《社会组织管理办法》等法规制度，积极开展品牌社会组织创建和慈善款物募用分离试点，大力发展社工义工联动的模式，突显社会化运作、民间化方向的慈善发展理念，最先建起了面向低保对象、低收入家庭的“慈善医院”。慈善标志、慈善榜、慈善之歌、慈善吉祥物等慈善元素覆盖全城，营造全民慈善氛围，为全国公益事业现代化转型发展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的范本。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2013 年 6 月下旬，广州成立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简称“慈监委”），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律师、会计师、媒体人和慈善知名人士组成，没有公职人员参与，以确保其独立性。慈监委以《慈善法》《广州市募捐条例》等法律规章为依托，对广州的慈善组织展开监督，主要包括募捐的业务信息、筹款后的财务信息、慈善组织的基本信息和内部制度信息等部分。成立三年多来，慈监委共对29 个（次）慈善组织、慈善项目和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工机构进行监督，涉及金额共 13.93 亿元（其中涉及财政资金 8330.6 万元），提出了 86 条监督意见，有 17 份监督报告在广州慈善网上公布。慈监委的监督有力地推进了广州慈善组织依法依规运作，确保公开透明。

母乳快闪公益活动

在广州的公益慈善活动中，有一类特别引人瞩目，那就是新型的民间公益慈善，最典型的比如义剪救碧心、母乳爱、亿友之家、扬爱俱乐部、恤孤助学会等。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他们完全是自发的，靠自己的理念、信念和能力来发动、组织、实施，基本上没有借助什么体制性资源，一方面展现了真正的社会性，同时也极大地拓展了社会公共生活的空间。

这类公益慈善行动往往与公民的权利主体性相伴而生，并且贯彻始终。首先是权利意识的觉醒、权利主体的确定。每个人都是社会的权利主体，有权参与社会的任何公共事务。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观念，才有那样的一些自发、自觉的公益救助行动，他们不依赖政府和其他任何组织，而是自觉自愿地去承担、去解决。其次是权利原则的自觉运用。权利原则的一大内涵是人格平等，体现在这些公益救助行动中，就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在人格上完全平等，正是这一点使当代的这些公益慈善行动大大有别于从前。中国社会自古以道德作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在救助弱苦的同时，却也蕴育出了自觉不自觉的道德自恋，并且在“德位合一”的传统政治文化中相伴而生出强烈的权力意志，体现在慈善行动中，就是高高在上的恩赐心态。而在今天的这些慈善活动中，道德自恋与权力意志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尊重、平等、谦卑和无形迹的爱心。

2012年的全城义剪活动中，理发师们正在为前来捐款的市民理发

这些公益慈善行动还有一点引人注目，就是超强的行动能力和组织能力。这些公益慈善行动往往涉及面非常广，参与的人非常多，但都能有序进行，从发动到实施，有条不紊，没有极强的行动能力和组织能力是做不到的。我认为这其实也与权利意识密切相关。权利本身就意味着正当性，这样的信念成为强大的精神动力之源。另外权利也提供了鲜明的行为指引，依照权利原则，只要不侵犯、影响、伤害到他人，行为就具有正当性。这样的原则使他们得以制定非常明晰的行为准则，完全不会出现价值混乱所导致的行为上的左支右绌、左右为难。这一点在当今中国转型社会尤为重要。既有明确的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价值立场，又有极强的行动能力和组织能力，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

这类公益慈善行动宣示了民间对公共生活的进入。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像样的社会公共生活，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社会公共事务向来被公权力垄断、占据，民间基本上无由置喙，而社会也始终难以发育、长养，有之也流于江湖黑社会末路，其往往与强霸的公权力合力绞杀正常社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活力，使民众始终处于水深火热中。

改革开放以后，形势大为改观，社会的公共生活空间首先向经济开放，焕发巨大的生机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后文化领域也开始松动，出现了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公益慈善可以说是社会层面的公共生活，其开放则是近十几年的事，一批演艺明星和企业家介入慈善，大大扩展了慈善的影响力。同时，港澳台和国外的各类慈善事业也不断传到国内，催生了国内慈善文化的发育、发展和进步。

广州的这类新型民间公益慈善则以其民间性、平民性展示了公益慈善的另一面， 他们首先是创造并不断拓展了社会的公共生活空间，然后以其现代理念和现代行为很好地塑造了公共生活空间的行为规范和组织秩序。社会公共生活空间的不断拓展是社会转型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样的空间不会来自任何人的设计或施舍，唯有靠自己的争取，但争取绝非空泛、抽象，必须融入到具体的行动当中。公益慈善就是一个很好的争取、拓展社会公共生活空间的渠道和平台，正是借助这样的渠道和平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社会，社会因而不断发育、成长。

广州要建设“慈善之城”，我认为今后尤其需要官民的更密切合作、互动。官方掌握了庞大的资源，尤其是体制性资源，而民间最大的优长在于其行动力、执行力以及社会动员能力，恰好弥补了官方在社会层面上的短板。两者的结合必将迸发出更大的能量、整合更多的资源、动员更多的人参与，真正达成“人人慈善为人人”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