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向善的黎明：“共益企业”运动登陆中国

“共益企业告诉我们什么是追求利润的最好的方式，而且是持续的利润，不是一次性的利润。如果我们所有人都相信共益企业宣传的理念是对的，不是共益企业的人就很难赚钱了，它不仅影响商人，他会影响每个人，他通过间接的影响可能改造我们整个商业环境。”

▲张维迎（左）是当前中国最具话题性的经济学家之一

2017年3月，市场派经济学家代表人物张维迎在一个以“模糊疆域”为主题的国际论坛上，对着台下的一众渴求新思路的观众侃侃而谈。当时，张维迎以乐平公益基金会创始理事的身份，向人们介绍一个源自美国的新商业运动，他用非常“张维迎”的市场思维描述其在中国的前景：“共益企业是一个想法，我们还需要创新，它也需要进行检测，通过我们的市场运行机制进行检测。”

在中国基金会界，乐平公益基金会颇有些特立独行，这家坐拥茅于轼、吴敬琏、资中筠等顶级市场派学者的基金会行事低调，在国内并不如何有名，却与欧美知识界联系密切，引进过许多先进的理念，中国基金会界的启蒙之作《财富的归宿》（资中筠著）就在这家基金会的运作下完成再版。

资中筠的书激励了一代人“弃商从善”

最近，他们动作频频，正在中国大陆与香港同时推介“共益企业”（B Coporations）、一种既关心赚钱，又强调要造福环境与社会的“好公司”。

这样的尝试，我们听起来有些耳熟，是的，10年前英国的“社会企业”传入中国大陆，引进者也是这么说的。这些年，公益界人士将之用于解决当时大陆公益组织注册难，无稳定资金的问题，走出了一条颇具中国特色的社企之路。

在当日“模糊疆域”的论坛上，台下不少观众在嘀咕：这共益企业与社会企业究竟有什么不同？既然都是为了打通公益与商业的疆域，为何在社会企业仍深陷概念之争的时候，又引进一个听起来差不多的新概念？

在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看来，共益企业与社会企业“不是一件事情”。如果说后者是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前者就是用“社会化手段解决商业问题”。尽管两者都关注那些介乎公益与商业之间的新型机构，彼此间有交集，但一个以社会目的为依归，一个基于必须营利的商业，则重点各有不同。

而更重要的分别是，社会企业没有一套被普遍认可的标准，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共益企业则像大学招生考试，有一套严谨的认证体系，分数达标了，才能登堂入室。

大约10年前，几名美国企业家发起了一场旨在改造主流商业的社会运动，他们成立了一家名为“共益实验室”（B lab）的非营利组织，口号是“商业向善”（Business as a force for good），提出了一套成为“好公司”的评估认证体系。

▲共益企业的认证标志.B lab提出了5个维度200多项标准，满分为200分，得分超过80分的企业可被认证为共益企业

他们的理念成功凝聚了一群中小企业主的共识，如今已有超过2000家企业乐于在自己公司贴上“共益企业”的标签，这些企业遍布50多个国家与地区。

在2016年，这场新商业运动登陆中国大陆，时至2017年4月，中国大陆有4家，香港有两家。主要引进者沈东曙对此十分看好，他说，在未来5-10年里，共益企业在中国的发展速度与数量都将超过其发源地美国，因为“我们的中小企业家迫切需要一个可以相互学习的社群。”

▲沈东曙，共益企业的积极引进者

沈东曙，乐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他从该基金会的前身富平学校开始，已经担任了这家由经济学家创办的公益机构长达15年的CEO。沈东曙出身商界，推崇以企业家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些年，他以乐平公益基金会为轴心，创办多家社会企业，缔造了一个横跨公益与商界的“乐平系”。

与许多投资人相似，沈东曙对“What is next”（下一个趋势）这样的问题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

据沈东曙说，他自2012年接触共益企业，已跟踪观察了数年，在2014年，他邀请其时已84岁高龄的学者资中筠赴美考察这场发生在商界的社会运动，并据此改版资中筠代表作《财富的归宿》（改版后更名《财富的责任》），“共益企业”的译法，首见于资中筠的书中。

在那段时间里，共益企业运动发展迅速，无论是全球范围内的地域扩张，还是通过认证企业的数量增长都展现着这场新商业运动的潜力。截至2017年4月，美国已有972家共益企业，这些企业聚在一起，并非自娱自乐，他们以社群的力量推动了当地政府的立法。目前，美国已有超过30个州出台相关法规扶持共益企业。

共益企业宣扬的商业理念在欧美世界受到广泛的欢迎：“不只考量股东的利益，还应同时造福利益相关方，像员工、社区和环境。”B型实验室为商业公司制定了一系列公益的标准，比如，企业在达到节能认证标准的建筑物里办公会加分；又如，让基层员工持股、为其提供与企业高层同等的福利也会加分。

但是，这一基于欧美政治经济土壤的新商业运动能适应中国的国情吗？如今，当前中国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相当程度的生存压力，而要践行共益企业的理念很可能让企业在短期内增加经营成本，在财务问题上已经不胜其烦的企业主们会答应吗？

今年4月，沈东曙以投资人的身份推动乐平旗下创投公司所投的一家企业通过了共益企业的认证，成为中国大陆第4家共益企业。沈东曙说：“成为共益企业不仅对市场推广有好处，更重要的是形成社群，大家可以一起去做很多事情。我跟‘众建筑’说的时候，三个合伙人都很认同。”

▲众建筑的“内盒院”让古旧老建筑获得新生

众建筑，一家创新性室内设计公司，他们针对北京一些无法拆迁，又难以改建的老城区提出了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在不改变外貌的情况下，这家公司通过在老房子内部搭建一个由标准模块组成的“房中房”，让历史建筑与现代生活得以共存。

与一般商业公司相比，众建筑的基因里有着社会属性——看上去，他们的创业就是针对一个特定社会问题。这样的企业，是许多人眼里的社会企业，而其创始团队也对共益企业的理念心存向往。

“众建筑”创始人沈海恩是位美籍华人，中国出生，在美国成长，在他看来，一个“有共同价值观的商业社群”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大陆首家取得共益企业认证的企业、上海急救公司“第一反应”的国际事务总监Min Ko也强调，成为共益企业并不是一种经济上的负担，而能为企业带来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第一反应是一家从事急救培训与提供大型赛事（主要是马拉松）医疗保障的公司

“吸引投资人、对标绩效、与其他共益企业合作、吸引人才等等……全球目前有大约3家共益企业和我们专注于同一领域，我们正在尝试与美国那家建立合作，并学习对方的商业模式和解决方案。如果没有获得共益企业认证，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国际资源。”Min Ko说道。

目前，大陆4家已通过认证的共益企业，多是走“小而美”路线的中小企业，其创始人大多有着留洋的背景。他们彼此之间已取得了初步联系，但仍未形成密切合作的社群，宛如散落各地的星星之火。

要将共益企业引进中国，版权方共益实验室对合作伙伴是有要求的。

“老外关注如何改变法律制度，而在中国改变法律不容易推进，为了兼顾两边情况，我想选一个法律环境跟他们比较一致，文化背景跟中国比较类似，国际化程度又很高的地方进行合作，这样推进起来就比较容易。”沿着这样的思路，沈东曙的选择并不太多，在台湾、香港、澳门几个选项中，台湾近年政局不稳，澳门的商业体量又相对较小，与香港方面合作是最好的选择。

目前，香港社企民间高峰会几名核心人员也在紧锣密鼓地推动共益企业的落地，他们希望筹建共益实验室在香港的分支机构（B-lab Hong Kong），他们与乐平公益基金会一南一北，成呼应之势。

香港社企领袖谢家驹对此最为热心。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位商界出身，退休后投身非营利行业的社会企业家举办了多场与共益企业相关的工作坊，向当地商业机构的管理层介绍包括共益企业运动在内的新商业发展潮流。

按谢家驹的说法，如今他们正与美国的共益实验室“拍拖”（谈恋爱）。“美国总部不会直接派人到香港做，要当地自己搞。所以当地要有人牵头来做，这个过程需要两年，就像是拍拖期，要互相了解。我们当前的目标是推动10家认证，”谢家驹说，如果一切顺利，2017年里就会签订合作协议，那样就算是“订婚”，之后还需要持续推动新增企业认证，再能完成既定任务，共益实验室才会授权B-lab Hong Kong的成立。

“推动10家认证不难，难的是我们给自己加码。我想多些主流企业参与，不希望让人感觉共益企业还是一个非营利的事情。”年近70的谢家驹依然有着雄心壮志，他不满足于构筑一个小而美的社企体系，而希望发起一场足以撼动主流商业的社会运动。

▲“黑暗中对话”让游客在视障导游带领下进入一座“无光之城”

截至今年4月，谢家驹已推动两家由自己参与创办的社会企业通过了认证。一家是旨在孵化社会企业家的培训机构“仁人学社”，另一家是贩卖黑暗体验、推动视障人士融入社会的“黑暗中对话（香港）”。但是，他在主流商业界的推广并不顺利。最近，谢家驹尝试动员香港两家上市企业认证共益企业，双方有过几次接触，但截至2016年4月，尚无实质性进展。

但谢家驹不打算放弃，他说：“如果把牟利企业变成共益企业，那意义就大了。”

作为一场旨在颠覆传统商业评价标准社会运动，共益企业的理念在国际范围内并非没有质疑声音。美国的媒体与学术界对共益企业的质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 这项认证如何证明自己不只是一个营销工具？

2、 负责监督共益企业的B型实验室如何证明自己的公信力？

在台湾共益企业协会秘书长黄惠敏看来，共益企业认证被当成营销工具在所难免。“因为这也是与消费者或客户沟通的重要诉求，正如‘公平贸易’（Fair Trade）等认证标章，同样也会面对一样的挑战。”

目前，台湾是中国认证共益企业最为活跃的地区，截至2017年4月已有17家企业通过认证。当地政府对这场新商业运动颇为重视，2016年3月，时任台湾最高领导人马英九出席共益企业亚洲年会，他在会上说：“不可否认，营利作为一个公司的价值当然重要，但随着社会变迁，传统的企业观念无法兼顾现在社会上的公平正义与环境保护。”

在马英九看来，共益企业能为台湾的农业、教育、餐饮服务和电子资讯等领域带来新的机会。

诚然，共益企业运动方兴未艾，共益实验室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也未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信力，但是，这并不妨碍许多人对此事的看好：

“你应该看看这些共益企业，我们必须回归一个更公平的、顾及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社会，那样的社会不会给某个阶级过度的优势。”——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共益企业将比一般公司创造更多的利润，这是一种创新的组织模式，利用企业来解决社会与环境问题，采用共益企业的名义将会改变企业的法定义务以及氛围。”——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

共益企业的支持者所认同的，也许并不是一家叫“B lab”的机构，以及他们每两年更新一次、也难称之为权威的认证标准，而是对于一种“商业应该向善”的信念。

▲B Lab，一个有着商业基因的NGO

这样的信念不光能影响企业家，也能感染普通的都市白领。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的马静在一次参访B lab总部的活动后显得很振奋，她在自己的知乎专栏上写道：

“那时翻译Jay（B lab创始人）的一句话：use business not only to do good, but as a force for good，纠结了很长时间，应该用什么样的中文才能体现出背后的力量和决心。诚如他言，B Corp是一个运动，是一股力量，是自下而上对现有商业环境的一种变革，是Be the Change的坚定实践。”

不可否认，共益企业在当前中国大陆的商业环境里还很“小众”。有10年商业咨询经验的Jasmine认为，如今的商业环境仍未成熟，“要想影响主流商业，就要让主流商业看到真正的利益，比如，商业模式的创新带来新的增长点。”

这场运动，尚处“风起青萍之末”的阶段，但在不少媒体从业者看来，共益企业的未来“肯定不是一个小众的事情”。 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周旭峰曾带团参访共益实验室，他观察到，共益企业在美国已经渗透到各州的法律，“排队要参与的大公司成千上万。”

“但是，中国的共益企业运动可能要从最基础的做起，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认证，来聚集规模，然后才可能有质变。”周旭峰对共益企业运动在中国大陆的前景表示谨慎乐观，“共益企业5个维度200项标准，其实都是‘笨功夫’，而中国的问题在于，聪明人太多，肯下笨功夫的人太少了。”